午夜的孩子

自从这个夏天开始读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我就愈发坚信：最好的英文要么来自英国，要么来自印度（英国、印度乃文化概念，与地理疆界并无直接关系）。那是一个革命的故事，大概也是走向共和的故事。无穷尽的想像力把我这本企鹅版平装本照得闪闪发亮。

我想起上个夏天gf老师在台湾念了中译本，回来惊叹：天哪，怎么有这么好的书。wh老师答：哦，是吗。我还没看呢。以后若干的片断里，零零星星的关于午夜和孩子的指涉不断。阅读的期待和急切跟着那些属于午夜和孩子的片断累加。

八月《读书》的编辑手记，是坐在阳台里念的。“手记是夜的孩子”。2007.8的手记是最年轻的一个，被唤作“第一百三十五个月的‘夜的孩子’”。不知道这个午夜的孩子降临之时，wh老师有没有想起《午夜的孩子》。

事情已经过去好久。只是有两件事情我还是没有明白，大概也很难明白。
关于好不好读。看得到的、第一时间的访谈，内容几乎毫无例外地怀旧。怀念那个“兼容并包”，“办刊办得痛快”的时代。于是大家发出呼声：回到黄金一代吧，走回普通读书人都看得懂的路线吧。但是问题是：普及工作已经做了，《读书》的地位已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读书》像《万象》一样？不（敢）讨论三农、医疗、教育的大问题，对得起谁？难道对得起众人翘首盼归的所谓的黄金一代？我不理解的是，第一百三十五个午夜孩子落地之时，舆论的重点，竟然不是如何才能把大问题讨论得更让普通读书人看得懂、能参与，而是怀疑要不要讨论问题的根本。这难道不是对普通读书人的智力和良心的侮辱？知识作且仅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点缀的时代，难道还没有过去？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学术的粗糙和后进，那为什么不能容许一个诘屈骜牙的理论场所的存在？

关于左右。我们是如此之热爱站队。可是谁又能解释左右，尤其是这百年的中国的左右。如果50年代是左，新千年是右。那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左的年代里，右反动；右的年代里，左扎眼。当年右的罪名，如今已逐渐清晰；那么左的罪名，又要到何时何地由谁来说明？

……

又要出发。紧赶慢赶我要在飞机起飞前，把关于午夜和孩子的话写出来。好像不写完就不能面对这一次的出发和出发后的心情。这次出发，我会把没念完的《午夜的孩子》带在身边。那孩子的母亲刚刚登上那座笼在黑幕里的危楼，要去第一次揭晓她腹中孩子的命运。午夜的孩子的命运。明暗之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