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18, 2009

《东京奏鸣曲》,还是恐怖片(剧透)




就像所有作业拖太久都会没有力气完成,这篇部落格想写成“保存条目”时的样貌,算是没戏了。

只是我还是想说明,初看完《东京奏鸣曲》的不理解。为什么陈文茜小姐会在节目里把这部电影描摹成黑泽清转型之温情款款家庭伦理剧?为什么这部电影的重点会被定位成经济危机后的日本家庭的吊诡?为什么还有豆瓣评论热诚地赞美《东京奏鸣曲》承接的是《东京故事》的衣钵?如果是对电影标题的移情,那与其说《东京奏鸣曲》像小津的《东京故事》,不如说像伯格曼的《秋天奏鸣曲》,残酷得更赤裸裸。

是,这是质问父权的作品。没错,这是拷问殖民架构作为岛国国格的作品。当然,小津的痕迹因镜头而明确,剪辑有纪录片的力度,黑泽清具有相当品味的叙事风格。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

这是一家四口莫名其妙遭受重创并获得救赎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岛国莫名其妙遭受重创并获得救赎的故事。我没有办法不做寓言式阅读。片中,香川照之的大儿子就明明白白翻译战后日本的政治寓言;片外,香川照之在经过《鬼子来了》“启蒙”后,亦对战争中的日本国民性进行寓言式阅读。

大量豆瓣评论都指出电影前后两部分的断裂。确实在表述完经济崩溃、父权尽失和殖民焦虑后,要获得救赎只能仰赖超现实叙事(这何尝不是惊悚片的必要配件?)。香川照之一家子在各自的魔幻世界里,全部重生了。

大儿子坦承日本的和平由美军保管,坚信入侵中东是为了全世界的幸福。然而这个全面拥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帅哥儿子,在美军识时务地缩小战争规模时,及时地在家信里以语焉不详的方式向全家宣布自己的解放——美国虽然不见得都对,但他要留在中东,以国际主义的胸怀帮助战后人民重建,“寻找真正的幸福”。不仅她娘梦见的战争后遗症PTSD没有折磨他,他甚至丝毫没有对战争的恐惧和反省,完全不怀疑自己的“在场”到底是因了何种伟大的“全世界的幸福”,以至于他的新国际主义救赎话语,变成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天外飞仙。而此刻读信的小泉今日子和她在商场清理大理石地面的先生,也已然从危机里浴火重生了。小泉今日子在影帝强盗自杀后,从海边走回家,晨光以照耀女神的方式点亮她的美丽,于是她“人生如梦、一切从头”的愿望就此达成;而香川照之以极大的敬业精神撞完天桥上若干箱子,倒地、爬起,他说:我想重新开始,于是他被面包车撞翻在马路崖子,成就了他重新出现在他家的饭桌边的奇迹。但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救赎和希望,发生在钢琴天才小儿子身上。一个早慧无辜才华盖世的小帅哥,由于跳票被抓近牢里莫名其妙关一夜,翌日安全回到家,开始他四个月的钢琴集训。最终,德彪西的《月光》在他的演绎之下,有如彗星横空出世,震慑每一个人。世界安静,只听得到天才家庭安然迈向新生活的脚步。世界如此安静,片尾都没有音乐配字幕。我们,和所有那一刻的见证者一样,只能被震慑。

这是一个超克的故事。一个超克家长制、超克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超克日本经济泡沫、超克美帝侵略、超克二战后的受害者身份、超克二战的加害人身份、超克近代的故事。从1942年的京都那场关于“近代的超克”的研讨会开始,近代和超克的焦虑就已经发声。时至今日,在尝试过军国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另类想象)失败后,以什么方式超克?还是不知道。这是历史命题。一个被Harry Harootunian在Overcome by Modernity里诊断为虚无的伪问题。因为近代除了超克,什么都不是。想要超克“超克”本身,终究一场空。我们能做的是且只能是被超克。

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想要超克的欲望,也不是不知道具体超克的路径,而是希望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可以重来,“因为我们是天才”的姿态。难道不是吗?《东京奏鸣曲》之恐怖,在于几乎每一个角色都要求“重来”,甚至那位神经质的影帝强盗。唯一没有开口要第二次机会的就是月光天才。一切不需解释,振聋发聩的天才将承担所有的历史之名。如此暴力、反历史的历史观,竟然以极度美学的方式呈现。阿多诺会说:这是法西斯政治和美学的连体同声。

说到底,黑泽清还是惊悚片导演。说到底,《东京奏鸣曲》还是惊悚片一部。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杨德昌的声音

近日托本科生小朋友们的福,听到杨德昌的声音。Criterion Collection的《一一》里,附杨先生和影评人Tony Rayns的同声评论。冷峻愤怒的杨德昌,竟然是如此温暖乐天的音质。非常美国的口音,轻微口急,认真组织自己的句子,也会为自己的笑话得意大笑。那场和廖女士一起出境的音乐会,漫溢夫妇的默契和幸福。杨导演要求太太入镜,太太也要求杨导演上场。杨先生欣然应允,录下太太弹琴姿态,躲在琴后努力模仿。是谓夫唱妇随之锦瑟齐鸣。
附上杨德昌解释《一一》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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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from Edward Yang:

On the Title:
Few things in life are as simple as ones and twos. I remember that back in the 1980s, the French newspaper Liberation posed a simple question to filmmakers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a special Cannes supplement. The question was: “Pourquoi filmez-vous?” My one-line answer was just about as simple as the question: “So I don’t have to speak so much.”

The best thing a director can say should probably be found inside the film he has made, not on the page. This film is very much as simple as the ones and twos in life. I’d like viewers to come away from the film with an impression of having been with a simple friend. If they came away with the impression of having encountered “a filmmaker,” then I’d have to consider the film a failure.

The film is simply about life, portrayed across a spectrum of its span. In my view as the writer, simplicity is what’s at the bottom of the whole lot of complications at the top. Therefore the Chinese title of the film is Yi Yi,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s to “one-one,” and “one-one” means “individually” in Chinese. This signifies the film’s portrayal of life through each individual member at each representing age, from birth to death. “A one and a two and a… ” is what’s always muttered by jazz musicians before a jam session. This is where the English title of the film came from, to signify that what’s following the title is not something tense or heavy or stressful. Life should be like a jazzy tune.

Wednesday, November 18, 2009

labyrinthitis

很酷的字吧。
迷宫一样的症候。是谓迷路症。

Labyrinthitis hovering over a 9pm deadline
The anxiety of almond icecream
Halal food, in the wind of late October breeze
The tagline being: the logical gap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truggle of 11/2.

Sunday, November 8, 2009

好镜头

好镜头一:
昨日马友友和斯特拉文斯基结束后,地铁里有一个西班牙裔洋娃娃,跟她爹玩吃手假寐游戏。镜头角度45度向下俯瞰,娃娃只露鼻子以下半张脸,牙齿雪白,笑声银铃,身体随大笑节奏抽动,越笑越开,越开越笑,三分钟后全车大人跟着傻笑。

好镜头二:
回家的红色石砖路,红黄绿叶落英缤纷,带蓝色连衣帽的小男生拉爸爸/哥哥出来遛弯,不及爸爸/哥哥膝盖高。小男生和我四目相遇、交错,我手捧嫩黄色日文文件夹,带橙色围巾,小朋友站定,转身,定格。我倒退式继续往家的方向挪动,小朋友定睛不动。我站定,隔20米外跟他招手再见,他不动,定睛,蓝色的小胳膊小腿呈90度转身状打开。他爸爸/哥哥弯腰大笑。我继续挥手。他继续不动。暮色里,相看不倦。

Saturday, October 31, 2009

寫。
寫。
寫。
又是一年萬圣節,又是一年跟Basic Chinese糾纏的萬圣節。
寫。
寫。
寫。

Thursday, October 8, 2009

See You Sometime



What can I say... I LOVE JONI.

See you Sometime

by Joni Mitchell

Where are you now
Are you in some hotel room
Does it have a view?
Are you caught in a crowd
Or holding some honey
Who came on to you?
Why do you have to be so jive
OK hang up the phone
It hurts
But something survives
Though it's undermined
I'd still like to see you sometime

I'm feeling so good
And my friends all tell me
That I'm looking fine
I run in the woods
I spring from the boulders
Like a mama lion
I'm not ready to
Change my name again
But you know I'm not after
A piece of your fortune
And your fame
'Cause I tasted mine
I'd just like to see you sometime

Pack your suspenders *
I'll come meet your plane
No need to surrender
I just want to see you again

We're in for more rain
I could sure use some sunshine on my apple trees
It seems such a shame
We start out so kind and end so heartlessly
I couldn't take them all on then
With a headful of questions and hypes
So when the hopes got so slim
I just resigned
But I'd still like to see you sometime
I'd sure like to see you

Wednesday, September 30, 2009

“人民万岁”

我的乖乖,从图书馆紧赶慢赶回来,胡core正好讲话:“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我伟大首都咋今天天这蓝这透;我伟大祖国人民咋这有素(so4)质,这许多收音麦都收不到杂音;我伟大祖国天安门咋这能换口号和颜色;我主席咋看到女兵尤其女民兵这欣慰(中山装要大红啊);我军某某某某团师营咋连坦克的影子都一边齐,炮头都一个角度…… 我前主席咋还需要人双手在腋窝下搀扶;我党喉舌女播音员咋还经常破音,镜头经常切空……

high鸟。。。

然则,我伟大祖国都屹立世界东方一甲子了。我留学生为虾米一天假都木有?人家犹太学生大前天过赎罪节,连曾经屹立世界西方抹黑灯南端世贸双子塔边上的超级卖场都关掉了。我们也要求:该超级卖场对东西方屹立的各个伟大祖国,都实行关门礼;我们也要求,所有今天生日的同志们,不分颜色,都切一小块蛋糕向我伟大祖国贺寿。

Sunday, September 20, 2009

ZZ:在北京聽馬勒的狂熱魔力(李欧梵)

托舟舟福,转载李先生写的“圣人”阿巴多。编辑舟,您辛苦了!:)
阿巴多先生不仅为亚洲周刊带来狐狸先生感性乐评一篇,也为朱丽叶同学“热腾腾的小心脏”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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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週末我和幾位香港的「馬勒仔」朋友到北京「朝聖」----我心目中的「聖人」是指揮家阿巴多(Claudio Abbado)。此次他率領琉森音樂節交響樂團(Lucerne Festival Orchestra)遠征北京,表演四場,此外尚有一場室內樂和馬勒室內樂團(Mahler Chamber Orchestra) 由譚盾指揮的音樂會,聲勢浩大。據我所知,不少樂迷從亞洲各地趕來聆聽,中國內地更不必提。我想大多數人都是為了阿巴多而來的。

為什麼這位現已七十六歲、身材似嫌瘦弱的指揮家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眾所周知,他從卡拉揚手中接掌柏林愛樂,凡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零二),聲譽蒸蒸日上,這是他享盡殊榮的一個主要原因。然而他在柏林的歲月並非風調雨順,雖然建樹良多。直到他決定不與柏林續約,到瑞士把琉森音樂節復活了,這才真正找到了他音樂的歸屬。這個樂隊完全是為他而組成的,匯集各路好手擔任各聲部首席,並以他自己的馬勒室內樂團為班底,這是一個音樂大家庭,每年夏季在這個瑞士風景勝地聚會,把「琴」論英雄。琉森音樂節樂團不但是一個技術上的超級樂團,也是一個超職業性的樂團,因為這些高手在他處皆有固定職業(不少是其他名樂團的首席或音樂學院的教授),他們來琉森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阿巴多領導下「玩」音樂。我也是為了這個樂隊才飛到北京。

我聽的是九月二十日開幕第一場,節目是普羅科菲耶夫的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由年輕鋼琴家王羽佳主奏)和馬勒第一交響曲。王羽佳年紀輕輕,技藝超群,但樂隊的聲威幾乎凌駕其上,阿巴多頻頻顧盼這位年輕美女,從音樂中和她對話,也為樂隊熱身。

從我的樓下座位看上去,王羽佳的雙手纖細,處理普羅科菲耶夫一般需要大手和厚手,才能發揮普氏曲中敲擊性的音響,王羽佳在排山倒海而來的樂隊聲音威力之下從容不迫,但我覺得並未能完全表現她的潛能,只有待九月底她到香港獨奏會時再仔細聆聽評鑑。是晚大多數聽眾還是為了聽馬勒。

阿巴多登場了,掌聲雷動,狂呼叫好之聲不絕於耳,令我大為吃驚,看來北京的阿巴多迷還真不少,而且可能是年輕人居多,和歐美的銀髮族聽眾大不相同。和我同行的四位香港「馬勒仔」也很年輕,個個都收集了數百張馬勒交響曲的唱碟,平時見面大家暢談各指揮家的詮釋,把酒論英雄,其樂也融融。因為聽多了,對於馬勒的音樂也背得滾瓜爛熟,每人的腦海中都存有自己心愛的每一首馬勒交響曲的演繹。在他們耳中,馬勒第一不算大曲目,份量猶如流行歌,讓他們聽來如雷貫耳,服服貼貼,並不容易。然而那晚阿巴多把他們完全征服了。

阿巴多的馬勒,表面上中規中矩,完全遵照樂譜,毫無故作驚人的花拳繡腿手法。這一次在北京,還是有些不同﹕指揮棒不見了,而他的左手更顯得長袖善舞,所有的提示、表情、速度和樂句的轉折似乎都集中在左手,右手只作輔助性的動作或打拍子,用武俠小說來比喻,就是武功高強之人一隻手就足以掌握全局了。既然阿巴多的左手表情十足,樂隊奏來也十分細緻動聽。馬勒第一交響曲是他年輕時代的作品,名曰「巨人」,所以在普通的指揮家手中,只會注重音響效果,強弱差別極大,如第一樂章開始時(所謂「大地甦醒」)弱得幾乎聽不到,而後逐漸加勁﹕這是一種庸俗的手法,如此下來,到了第四樂章已是強弩之末。阿巴多不然,開始時就用中庸的速度,把全曲的結構打下基礎,然後再從樂曲的細節上下功夫,全曲的發展有條不紊。到了第二和第三樂章,樂隊奏來早已如魚得水,也融為一體,這是阿巴多的演練哲學----多互相聆聽---- 的完美展現。第三樂章最難,既俗又雅,民歌《雅格兄弟》(後改成中國民歌《兩隻老虎》)的變奏成了英雄的送葬進行曲,只有這一樂章,我還是認為庫比列克(R.Kubelik)更深得其中三味,阿巴多則完全照原譜的指示﹕「莊嚴有度,不拖拉。」到了最後樂章,鑼鼓齊鳴,高潮迭起,樂隊更全力以赴,只見每一個樂師都全情投入,全身搖擺,大提琴部更是如此,彷彿所有的樂師都和阿巴多共同呼吸,如入無人之境!一波一波的弦律排山倒海而來,但沒有半點噪音。在我的聆樂經驗之中,只有柏林愛樂有此能耐,但琉森樂團更上一層樓,把這個樂章所描繪的英雄勝利精神推向雲端。這個樂團的六個圓號手連帶後面的兩個長號手,在最後關頭都站起來了,一反阿巴多在柏林初指揮此曲的作風----他不願意誇張,所以要圓號手坐下----但卻完全依照原譜的指示。這是否成了阿巴多的「晚期風格」?他和琉森樂隊的樂師們的默契早已到了頂點,一家人可以毫不顧忌地表現自己,又能同心一體地去挖掘樂曲的靈魂。這是一種最高層次的和諧。

樂曲一完,全場叫好之聲如雷鳴,我的幾位馬勒仔朋友更是大吵大叫,如痴如狂!想不到這位表面上看來溫文爾雅、風格有「阿波羅」風(Apollonian)的指揮家竟有魔力把聽眾帶到一種「酒神式」(Dionysian)的狂熱境界!馬勒的幽靈不散,當年他也是一位極有魔力的指揮家,魔上加魅,變成一種「複製」的靈光。

Saturday, September 19, 2009

九一八之老了不要做的事

畅销书作家龙太后又出书了,我党据说目前还没有要禁这本天地图书公司的(60)年度献礼。香港大学官网的新书全球首发会视频在这里
看完视频后的若干反应,请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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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近日见闻,暂列“老了不要做的事”六条。随时添补,引以为戒。
1.不要说话太大声或者太做作,尤其不要以特定姿态混杂中英日德文,一副欠扁的样子;
2.千万别太需要注意力,逼大家围着我、坐在地板上听我讲话,到饭点和睡觉时间还不放过大家;
3.不要一直讲“想当年”,还以理论之名合法化只属于我的“想当年”,反智反历史地教导年轻人理解“当年”;
4.就算脊椎侧弯再严重,也不要随手就把书书和包包交给别人拿,就算某童鞋人一直很好肯帮我拿,也要说“谢谢”;
5.就算我的学生再乖,也不能随便地间接指使,更不能反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不进行财政补偿,连剥削二字都不肯坐实;
6.老到出趟门都变成大事,也要去音乐厅和棒球场。去音乐厅不要在乐章间狂咳嗽,去棒球场不要一直拍照留念。
7.舟舟补充:就算写字打字再老油条,也不要对伟大汉字各类拉丁罗马字母希伯来阿拉伯日文韩文拼写系统,产生审美疲劳,以为自己会写的那个路数就最牛最有“市场”。简单说,自我不要大过历史,书写不要亵渎文字。
8.朱朱补充:就算变成王母玉帝,也不要在阿巴多这样的天才劳模面前装范,侮辱音乐、扇自己嘴巴子。
……

PS: 偶当然知道要老成我不喜欢的太后样子,成功率不大。所以才说“引以为戒”喽~~~嘻嘻。
PSS: 欢迎诸位补充“老了不要做的事”。偶们来互勉。:P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穷人不生病



这叫脊椎侧弯,英文学名scoliosis.
我的脊椎往左弯。我的X光片比这张wikipedia的婀娜多姿。
综上,我是脊椎侧弯病人之左翼新青年。

姆尼和放射科医生盯着我的X光片发出惊叹,要求我回学校迅速看医生。我自觉问题严重,乖乖进行人生密度最高的求医行程。三周内,去纽约各类诊所六次。意味着,打了六次甚至更多的预约电话,报了六遍甚至更多的保险公司名号,等待六个下午,填写若干表格,签若干我不甚了了的文件,支付四次copay(挂号费?保险公司人头费?),收到四张宝贵收据。

脊椎侧弯之左翼新青年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呼唤医保改革很多年的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病人没有名字,只有能指符号——保险公司的名字、保险公司发给病人的号码以及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最多再加信用卡号码。而要争取做一名文明礼貌的合格病人,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一位疑似土耳其裔的骨科大夫在研究了我背以后,迅速打发我去上西城的理疗诊所。诊所酷似spa. 位于十五层的高楼,落地窗包裹,俯瞰纽约水泥丛林。站在窗口研究刚才路过的众小饭馆的招牌,发现原来偶尔光顾的对面的电影院楼顶,竟然有一个露天跑道。担心悬在半空飞跑的人,会不会受不了死亡诱惑纵身跳下。

候诊期间,我惭愧地发现我是所有进出病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众多扮相pp的老太太(奇怪的是爷爷不多),进进出出,和她们熟识的理疗师打招呼。于是诊所愈发像spa. 安静,干净,商务,女性。不久我的理疗师出现,红头发皇后区犹太人,对马尔克斯和拉什迪有相当兴趣,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料理“切”得比世界任何料理都多。快速检查我的状况后,阿姨和善地告诉我,你不是没救了,问题没那么严重,人群中有相当比例脊椎都不直,不到40度的侧弯就不用手术。我问说真的?阿姨说:对,肌肉能牵拉脊椎的。所以要做运动。我问:每天都要?阿姨说:对。每天。接下来,阿姨迅速教给我7种腰椎运动,并对我进行腰椎冰敷,要求我静“趴”15分钟。于是,我们讨论了各自的出生城市,互相推荐了热爱的作家,对中西饮食发表了粗浅的意见。我又忍不住回到脊梁骨的主题:脊椎侧弯的概率,女人是不是比男人高呢?阿姨想了一想,慎重的摇摇头:不见得。应该是一半一半吧。只是男人大概懒得管这种事。言下之意,爱折腾的都是有钱有闲的老太太。

理疗结束,前台付钱。收银小姐正认真接待一位老奶奶。奶奶讲很慢很正经的欧洲英文,要求备份所有她签名的文件,并对24小时的预约取消政策表示抗议:我没有要取消预约,你们没有现在告诉我取消预约要罚款的必要。我幸灾乐祸地刷卡,心想:奶奶厉害,有为者(有为的消费者)当如是。

离开诊所的时候,我和前台小姐互道晚安,客客气气互祝周末愉快。我一面感叹看病看得真文雅,一面哀叹我迷恋的“急诊室故事”没法亲身感受了。倏忽顿悟,文雅和ER自然不能同时出现。保险公司的过滤网保证打得进电话来预约的病人,都会文明礼貌守规矩,至多要求文件备份;不堪、血腥和混乱,属于且只属于急诊室。就算Sicko,也得进对门刷对卡。

所以,鉴于我不是有钱有闲的纽约老太太,我的理疗生活只能到此为止。脊椎侧弯之左翼新青年,从今天起要努力挺直腰杆。是为新学期新气象。

(本篇写来颇费劲,卡壳的症结是心理震撼和文字表达之不对等。关于“穷人不生病”的感慨,最终只能以平淡文雅的中产规则呈现,很没有杀伤力。然则,这大概就是卫生现代性的“隐匿美学”和“消解逻辑”吧。)

Friday, August 21, 2009

捐款:莫拉克水災

看完陳文茜關於莫拉克水災的全部報道(包括youtube上的廣播節目)。
了解到的事實如下:
1. 莫拉克水災降雨量破兩百年來記錄,而新紀錄保持不了兩百年,下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完蛋,下在有山有土的地方完蛋得更快;
2. 台灣早早發現400條土石流(泥石流)。寶島變危島的若干年來,行政力量圓滿完成隱瞞地質災害,保護房地產業、旅遊觀光和養殖業蓬勃發展的重責大任;
3. 做總統,不能上午參加義消葬禮,下午參加棒球賽開幕。我們做人還是不要做馬先生式的好學生了,沒啥意思;
4. 顏色政治被選舉政治加倍固化,理解災難的能力越發低下。只看得到藍色冷酷藍色無能,看不到農業社會受工業和都市文明的傾軋。只看得到綠色傷痛綠色無助,看不到從殖民前就支付最慘重代價的,就是住在上山被污名化為“高山族”的原住民;
5. 民間力量最強大,勞動人民最樸實。台灣世界展望會實在是太有效力了。決定把想捐的錢,捐給這個十天內拿得出重建村落計劃的組織。

世界展望會線上捐款(境外信用卡不能捐,不知道各位有祖國信用卡的朋友們,可以嗎?但愿這個鏈接不會盾。。。):
http://i-payment.worldvision.org.tw/offering.php?op=offeringitem&orgid=87

世界展望會blog:
http://blogs.worldvision.org.tw/

寶島加油。

Friday, August 14, 2009

午夜的孩子

于北京时间八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在某伊斯兰阅读室看完《午夜的孩子》。
531页的长度让我忘记八月十五是主人公Saleem和他的午夜的孩子们的生日,是他们共同的姊妹兄弟印度共和国的生日。1974年8月15日的午夜。时针和分针握手的刹那,午夜的孩子。
长长的夏天,我缓慢而失败的夏天,终于在今天看完一本“想看了”很多年的了不起的作品。八月十五看完,好歹不算辜负午夜的神迹(神迹之强大,需要改日沐浴焚香,另写一篇)。
拉什迪很少直呼眼泪其名——颗粒状的液体是“钻石”,液体流过的痕迹好像“蜗牛爬过”。这个拥有很多钻石和耗费大量蜗牛的夏天即将结束,我承诺把失败的夏天和我失败的智识生活区分清楚,有耐心有品性有行动力地区分清楚。
拉什迪以改换人称叙述(重写第三人称的成稿,全部变成第一人称)的惨烈重新开篇,发现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但愿,不(许?)久的将来,我的开篇会找到我。

"I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Bombay ... once upon a time. No, that won't do, there's no getting away from the date: I was born in Doctor Narlikar's Nursing Home on August 15th, 1947. And the time? The time matters, too. Well then: at night. No, it's important to be more ... On the stroke of midn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Clock-hands joined palms in respectful greeting as I came. Oh, spell it out, spell it out: at the precise instant of India's arrival at independence, I tumbled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re were gasps. And, outside the window, fireworks and crowds. A few seconds later, my father broke his big toe; but his accident was a mere trifle when set beside what had befallen me in that benighted moment, because thanks to the occult tyrannies of those blandly saluting clocks I had been mysteriously handcuffed to history, my destinies indissolubly chained to those of my country. Fo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re was to be no escape. Sooth-sayers had prophesied me, newspapers celebrated my arrival, politicos ratified my authenticity. I was left entirely without a say in the matter. I, Saleem Sinai, later variously called Snotnose, Stainface, Baldy, Sniffer, Buddha and even Piece-of-the-Moon, had become heavily embroiled in Fate — at the best of times a dangerous sort of involvement. And I couldn't even wipe my own nose at the time."
(p. 1. Rushdie rewrites the entire third-person narrative epic which is much longer than the published 531 pages, into this mesmerizing enchantment of first-person narration.)



"He was born in Old Delhi ... once upon a time. No, that won't do, there's no getting away from the date: Aadam Sinai arrived at a night-shadowed slum on June 25th, 1975. And the time? The time matters, too. As I said: at night. No, it's important to be more ... On the stroke of midn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Clock-hands joined palms. Oh, spell it out, spell it out: at the precise instant of India's arrival at Emergency, he emerged. There were gasps; and, across the country, silences and fears. And owing to the occult tyrannies of that benighted hour, he was mysteriously handcuffed to history, his destinies indissolubly chained to those of his country. Unprophesied, uncelebrated, he came; no prime ministers wrote him letters; but, just the same, as my time of connection neared its end, his began. He, of course, was left entirely without a say in the matter; after all, he couldn't even wipe his own nose at the time. "
(p.482. A stroke of amazement when Saleem's non-Saleem-son is born. 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does it?)

Sunday, May 3, 2009

王绍光:超越选主

王绍光: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

视频链接在此,王绍光讲稿如下,图片请见原文,着重号是我加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到乌有之乡来,乌有之乡从她成立我就知道,乌有之乡的网站我也是经常看,所以我也算是乌有之乡的成员了。今天的讲座我讲的题目叫做: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

反思的必要性

刚才介绍我说,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说实在的话,对我来讲,破除选主的迷信,超越选主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于选举,我在很长时间我是相信的,以为它是实现民主最重要的途径。在美国住了有将近有20年,越往后就越不愿意住,后来就回到香港。最近几年对民主的历史、理论看得东西比较多一些,看得越多,反思也越深刻,这是离开美国以后的事。在美国的时候,只是直觉上觉得美国也不像想象得那么好,也不像她自己吹嘘得那么好。那时只是直觉,没有上升到理论上来进行思考。真正在理论上的思考大概是过去几年的事。我从1996年就开始讲一门课,这门课是学校里面本来就开的一门课,叫《西方的民主》,它用的民主叫democracy,是一个单数词,我上这门课的时候,改为democracies,是复数,因为西方的民主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形式。这个课我讲了10多年,每次讲都要看新的材料,都要有新的体会,所以每次讲得都不一样。在讲这个课的基础上,2007年我在清华大学讲了4次,后来有几个年青的朋友就把我讲课的录音整理成一篇文稿,这就是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的一本小书,叫《民主四讲》

《民主四讲》出版以后,我看到一些反应,批评主要是说我陷入了民主的乌托邦,我鼓吹的民主是一种乌托邦,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真正可能实行的民主,这也促使我对民主有一些更深刻的反思,所以今天我讲超越选主,副标题叫"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目的依然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在《民主四讲》这本书出版以前,我就开始使用"选主"这个词,特指西方那种以竞争性的选举为特征的制度,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仅是选主而已,即用竞争的方式选出一些"主"来。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出版前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Lani Guinier教授,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刊物《现代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做《超越选主》,副标题叫做"重新思考代表性的问题" (Beyond Electocrac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as Powerful Stranger)。这里他造了一个英文词,Electocracy,与我的"选主"概念几乎同出一辙,指以选举为特征的一种制度。更有意思的是,《民主四讲》出版以后,2008年12月5-6日,在普林斯顿大学,聚集了一群学者,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总的题目是"超越选举"(Beyond election),副标题是"新的代表形式的民主的正当性"(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New Forms of Representation),目的是讨论选举以外实现民主的其它形式。会上发表的十几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其网上链接是http://uchv.princeton.edu/Representation.php,懂英文的朋友可以下载下来看看。已经有些年轻的朋友愿意帮我把它们翻译成中文,我希望今后编一本书,就叫《超越选主》,以西方学者的文章为主,我写前言、结语,以及各部分的引言,目的是证明反思民主,超越选主的不仅仅是个别中国学者,也包括第三世界一些学者,还包括西方一批真正关心民主的学者。

在普林斯顿研讨会上,讨论了一系列问题:西方宪政民主是否需要探索新的代表形式来推进民主的理念?不要选举是否也能实现民主?非选举的代表形式可以如何运作?新代表形式对民主核心观念如包容、平等、商议有什么影响?大家看到,真正关心民主质量的人会提出这些问题来加以探讨,不会抱残守缺,这是那些迷信竞争性选举的人想都不敢想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

另外,今天上午在准备讲稿的时候,我在网上搜索,发现2008年还出了一部纪录片,其片名也叫《超越选举》,副标题是"重新定义美洲的民主" (Beyond Elections: Redefining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这部片子很有意思,采访了美洲一些国家的人,包括巴西、加拿大、委内瑞拉、阿根廷、美国、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的政治家、学者、普通民众,这些人参与探讨如何用非选举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如果大家有兴趣看这部片子,可以在You Tube上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YJkajO ... mp;index=0&playnext=1。从这部片子,大家可以看到选举不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方式,也未必是最佳方式,还要其它很多方式可以实现民主的理念。

以上是背景介绍,下面我正式开讲"超越选主: 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我先从理念上开始讲。大家知道,民主这个理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那时,把人民统治的政体叫做民主。如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把各种各样的政体分成好多类,一个人统治,叫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就是寡头制;人民统治,就是民主。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并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老师柏拉图也把民主看作坏东西。当时以至以后两千年,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这就是说,很久以来,人们已经可以辨识民主这么一种政治体制,但主流思潮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制度。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当然,现在大多数人,包括我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同的人对民主的理解十分不同。我认为,真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人民当家作主是个好东西。因此,如果让我来定义民主的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

但是这么定义民主以后,会引来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说谁是人民?当谁的家?作什么主?怎么来当家作主?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讨论的。

谁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话,理论上人民是指所有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人应该是平等的,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应该能平等的参与,得到平等的代表,对决策有同等的影响。这三样东西连在一起,叫平等的参与、平等的代表、平等的影响。这是理想的状况。

但是从历史实践来说,人民从来就不是想象中那种平等的共同体。不管是在西方也罢,还是在中国也罢,都不是如此,比如说在西方,人民这个概念的外延是一步一步拓宽的,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财产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公民,因为那时假设没有财产就不负责任,如果你是无产者你就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而且财产少了也不行,财产必须超过一定的份额,才能属于人民。另外,在大多数人是文盲的背景下,不识字的人也不算人民;有些人识字多一点,知识多一点,就自以为比其他比好几个人都要强。比如西方很有名学者叫约翰·穆勒曾主张,牛津、剑桥的学生比较聪明,可以赋予他们多一些选票。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人多票;但其他不识字的人一票也没有。在美国,黑人很长时间里都不在人民之列,妇女很长时间不在人民之列。很多国家妇女的选举权是到了战争时期,如一战、二战的时候,才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男子要在外打仗,妇女就不得不离开厨房,加入劳动大军。她们参加工作以后,如果继续剥夺她们的政治权利,她们当然就会很不高兴。所以战争有时是个坏东西,但战争却起了促进男女平等的作用。因此,在西方从来就没有天赋人权,公民权都是不同的群体,如无产者、妇女、少数族群经过不懈的斗争,一步步争取来的。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一步步演化而来的。

在中国,我们的人民概念也有个演化过程。刚解放的时候,反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敌对势力依然存在,并千方百计要颠覆、推翻人民政权。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十分自然的。因此,那时阶级敌人不算人民,毛泽东就有非常清楚的表述。但是,当时阶级敌人并不是指特定的个人,而是指特定的阶级、特定的社会群体。如《土改法》讲得很清楚,经过土改、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以后,过几年地主、富农的帽子就可以逐步摘掉,让这些人成为人民的一份子。57年以前,已经对一些摘了帽。后来没有大规模地为地主、富农摘帽是因为57年反右,当时认为大量攻击新生政权的右派出身是剥削阶层。结果,一直到1979年,新生政权不再感受现实威胁时,才为全体地主、富农摘帽,他们及其子女加入人民的行列。

这就是说,人民在理念上是指所有人;在一个平等、安全的社会里,人民的范围会逐步扩大到所有成年人。但是在历史的具体进程中,无论中外,人民的概念基本上都不是全覆盖的。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指全体成年人,他们应该能平等的参与,得到平等的代表,对决策有同等的影响

接下来,"人民当家作主",他们要当谁的家?当然是当自己的家,人民要当自己的家,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来决定。在社会主义的理念里面也罢,在民主的理念里面也罢,自己管理自己或自治都是很重要的。自己管理自己不仅应该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也应该体现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间。在这个意义上面,前南斯拉夫有关工人自治体制的实验与实践,是十分有意义的,虽然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实验是毫无意义的。更广泛地来说,人民应该在一切影响他们切身利益的领域里面当家作主,这些领域包括任何领域。西方的选主体制把决策局限在很小的范围,而与大多数人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相关的领域却不在他们的影响范围内。真正民主应该让人民在一切影响他们切身利益的领域里都要当家,而不是仅仅在选一个什么人某个狭小的领域里当家。

第三个问题是,人民当家作主,作什么主?按照民主的定义,人民当家作主的范围应该是没有太大局限性的,它应该既涉及政治领域,即所谓的政治民主,也涉及经济领域。我们仔细想想,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某一个经济组织里面工作,工厂也罢,机关也罢,外企也罢,国企也罢,不管什么样的企业,人们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这里面活动。如果是学生的话,一天大量的时间是在学校里面。那么大多数人所在的工作、学习机构运作方式是否民主,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它时时刻刻影响普通人的福祉,比国家领导人是谁更重要。因此,人民当家作主的领域应该既包括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领域。

民主的理念告诉我们,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在影响自己福祉的领域里面,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是民主最重要的理念。当然我们说的"当家作主"与日常管理是两码事。当家作主并不要求每个人每时每刻对每宗日常事务都要参与管理,"当家作主"就是要把握大方向。这方面是有过一些实验的,欧文的那些实验这里就不提了。毛泽东也有这种大胆的尝试,很多人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我认为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最重要的文本是1966年5月7日他的一段指示,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里,他谈到工人应该怎么样,学生应该怎么样,军人应该怎么样,他的理想是要打破职业的界限,打破等级的界线,让所有人参与所有方面的活动。比如学生除了学书本文化,也要学农、学工、学军。工人除了参加体力劳动以外,也要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都是基于这个理念。农民、解放军也是如此。毛泽东这套理念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但他这套理念不一定马上就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在很长时间里,人民当家作主与日常管理还是有所分离的,也就是说,日常管理还得依靠专门人员。比如说环保,每个人当然都可以做点环保,比如少用电,少用水,生活方式可以节省一点点,不用过度包装。但除此之外,环保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些东西还是需要专门的人员来做。当家作主与日常管理的分离体现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药品安全,食品安全,医疗保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事情。在这个情况下,当家作主是在大政方针上把关,在总的方向上把关,日常管理却还是需要专门人员来处理。

刚才讲了谁是人民,当谁的家,作什么主,现在问题是人民如何当家作主?从逻辑上来讲,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参与,人民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中去。现在社会里面经常有人讲,现代社会,国家这么大,直接参与是不可能的,这是选主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根据。但是我觉得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民的直接参与变得更有可能性了。同时,很多我们人民可以直接参与的事情,并不是国家大事,而是你身边的,你所在的学校,你所在的企业,你所在的社区,这些事情人民完全可以直接参与。所以人民当家作主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接参与。在古代希腊的民主里面,经常要开公民大会,大会要求所有的公民,都要去参加,参加公民大会不仅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你不能不参加。你要是不参加,它就派警察去你家里把你弄过来参加会。这就是直接参与。

另外一种是通过代表间接参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讲,现代社会里不是事事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比如说,这次讲座也是一样,这个房间的容量有限,就限制了其他人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有的时候还必须有些间接的东西。

但通过代表间接参与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是只有竞争性选举这一种方式。比如可以用抽签的方式选代表,就是随机抽,抽到谁,谁就是代表。也许有人要问,随机抽取比竞争性选举还好吗?的确,就代表性而言,随机抽取比竞争性选举要好。在座的听众中也许有人懂些统计学,统计学里十分强调样本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如果样本没有代表性,后面的统计方法无论多么精巧都不管用。什么叫有代表性?就是在总体中抽出来的样本,能准确反映总体人群的特征,否则就没有代表性。只有随机抽取的样本才会具有代表性。而现代社会里的所谓议会、国会显然不是用这种方法弄出来的,都是选举出来的,推举出来的。议员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特征能准确反映全体人民的特征吗?显然不是,因为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出生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完全不同,他们决不是统计意义上有代表性的人。所以抽签也是一种解决代表性的方法,与投票选举不同,且具有一定优势。关于投票选举,下面我再具体讲。

与五十年代相比的话,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化;同时,有关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讲人民代表的组成应该反映人民整体的特征。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在第四届、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里的人民代表,都有大量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士兵,比较能够反映当时人民整个群体的特征。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三月份两会刚刚结束,有人把河北省人大代表的背景弄出来,好像也有人把安徽省的人大代表的背景弄出来,我们看到人大代表的主体现在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整个人群里是很少一部分,但他们占据了人大的大多数席位,这在代表的真正意义上就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人民的整体特征。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人大理论的变化,从强调由基层民众组成到强调社会精英的议政能力。

选主不是民主

选主就是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所谓民主制度。我把它称之为"选主"是因为它的实质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主人来,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这与原始的、理想的民主理念有天壤之别。

第一,从历史渊源上讲,选举或者竞争性的选举原本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目标上讲,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对决策的范围进行限制,而选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进行了限制,第三,从过程上讲,选主的过程是非常容易被操控的,必然导致精英统治;精英统治说到底是一种不平等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决策的影响大不相同,其最终结果是强化精英阶层占主导的统治秩序。下面我分别对这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历史渊源

今天,选主,也就是竞争性的选举,普遍被人接受,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说到实现民主,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竞争式的选举。例如,昨天《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就说,民主就是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几个人把选举和民主联在一起。在19世纪以前,绝大部分人理解的民主,是与抽签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选举。变化发生在19世纪。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民主与选举联系起来。最终把民主与竞争性选举连在一起,是1942年熊彼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以后。在这本书中他辩称理想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实现的民主就是两个或几个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他把竞争性选举称之为"民主",其实与民主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理论能够被资产阶级接受。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包装,熊彼特的概念就变成当代西方社会所谓民主的根基。与此同时,这套东西也被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下来,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东西。

其实,在古希腊民主制下,抽签(Sortition)是挑选决策者的主要方式,它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石。我在《民主四讲》里放了一个插图,是古希腊的抽签石,上面有很多道道,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运作,但目的就是用随机的方式把决策者抽取出来。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分析民主政体的人之一,他在《政治学》中就断言,用抽签的方法来产生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寡头政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框架中,选举是寡头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毫无关系。

后来在罗马共和时期,官员或者代表大多也是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些地方的官员也是使用抽签的方法产生的,比如说威尼斯大公。威尼斯当时是独立的共和国。意大利真正统一是很晚的事。从1268年到1797年,威尼斯大公是通过抽签与选举搭配的方式产生的。第一步,首先用抽签的方法产生挑选30名成员;然后再用抽签的方法在30人中挑出9人。第二步,这9个人选出40个人来,再用抽签的方法把这40个压缩为12个人。这12个人再选出25个人来。第三步,用抽签的方法把这25个人压缩为9个人,这9个人再选出45个人来。第四步,用抽签的方法将这45个人压缩11个人,这11个人再选出41个人来。最后,这41个人选出一个人来,他就是大公。你们看看这些程序有多么复杂。他们为什么要把挑选大公的程序搞如此复杂?目的很简单,就是防止有钱有势的人来控制大公的挑选过程。这套程序既有选举的成分,也有抽签的成分。掺入抽签的成分,就使得任何一个有势力的家族都不可能把握最终结果,因为他们也许可以操控选举,但无法操控抽签。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也是如此,那儿也是使用这种很复杂的方法来产生佛罗伦萨的首领。这方面可以看看著名的《佛罗伦萨史》。

反对民主的人对选举独有情衷,如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他认为选举比抽签好,因为不管选民是否与精英加以区隔,选举的结果仍会具有贵族制特征。对他来说,贵族统治优于民主,因此他极力的主张选举。他是最早鼓吹选举的一个人。

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 也对民主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古代雅典民主挑选决策者的方式是愚蠢的。一方面是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人,而不是用选举的方式;另一方面,选中的人要经常调换位置,一个人不能某个位置上呆很长时间。他认为,用抽签方法选出的人会比较傻,不会是那么优秀的人。而选举比较好,因为选举会将现有的精英挑选出来,也就是挑选出权贵阶层比较信得过的人。

孟德斯鸠(1689-1755)大家比较熟悉。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说了一句话几乎与亚里士多德的讲法一模一样:用抽签的方法来挑选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挑选决策者,就是贵族统治。他接着说,抽签这种方式不会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特殊的机会;它给每个公民同样的机会被选中,得以服务自己的国家。换句话说,抽签使得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被选中机会,而选举至多给人平等的选他人的权利。

当今世界里边抽签制的唯一遗产体现在陪审团制度里。国内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80年初在南京法院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审判时还有陪审员参加,这些陪审员是从老百姓里边随机挑选出来的。他们和法官一起对案件进行评审。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曾收到过一个通知,要求我某月某日到某个法庭担任陪审员,因为我被随机选中了。担任陪审员,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单位请假;而没有理由便拒绝担任陪审员肯定是要受到处罚的。这就是说,被抽签选中去履行公职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责任。不过,我那次没有去担任陪审员,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据我所知,陪审团是古代抽签制唯一的遗产,到今天还存在。有人看过《民主四讲》后,强烈反对抽签。他们认为只有精英份子才够格担任人民的代议士、议员或人民代表;而抽签可能挑选出普通民众。在他们看来,普通民众太普通、太无知,没有"资格"担任人民的代表;其逻辑十分奇怪:人民不能担任人民的代表,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人民。我反驳的依据是,陪审员要判决一个人有罪无罪,是人命关天的事;这种职责一般老百姓都可以担当,还有什么事他们不能决定、不能担当?

卢梭(1712 -1778)也是大家熟悉的。他在《社会契约论》里说得也明白无误,抽签是民主制的特征,选举是寡头制、贵族制的特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古代思想家的论述,是为了证明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无论是支持民主也罢,反对民主也罢,在他们的脑海里面,都从来没有把选举和民主联系到一起。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抽签,因为抽签给所有人平等当选的机会,选举实际上剥夺了所有人平等当选的机会。

选举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与民主毫无关系。那么选举与什么有关系呢?选举与教会有关系。选举和代议制的概念最初出现都与教会有关系。因为教会体制的顶尖有罗马教皇,基层有遍布各地的教区。教区不时要派代表到罗马去开会。谁去呢?最开始挑选到罗马开会的代表也是采取抽签的方式,只是后来才慢慢演变为选举,即用投票的方式挑选出某个人到罗马去开会。大概没有人会辩称罗马教会是民主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选举的概念,代议的概念一开始与民主毫无关系。

直到美国革命时,民主还是个坏字眼。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民主"这个词基本没有出现过,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肮脏的词,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在制宪会议其间,大概只有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 1742-1798)一人提出用抽签的方式在国会成员中挑选出总统的选举团。他的依据是威尼斯的经验,希望防范选举过程可能出现的种种花招。但他的提议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不了了之。

法国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过程中也曾有个别人提到过抽签加选举的混合方法(即威尼斯、佛罗伦萨的模式),但没有被采纳。1793年,有一位国民议会成员Montgibert建议用抽签取代选举,理由是抽签比选举更公平,但他的提议也如石沉大海。所以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排斥用抽签的方法实现民主目标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选举与"民主"挂上钩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19世纪以后,争取民主逐步演化为争取选举。奇怪的是,19世纪以后,再也没有人谈论抽签与民主的关系。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出现严重危机。当时讨论议会民主危机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紧跟着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如火如荼时,1942年,熊彼特发表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这本书中,他有一章专门讲,古代的、理想的民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唯一可以实现的民主就只能是精英集团之间的轮替上台,互相竞争,争选票,这就叫民主了。后来有人把这种民主叫做民主的最低定义:只要存在选举,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精英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就叫民主了。从此以后,竞争性选举与民主才真正挂起钩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短的历史。

关于民主与抽签、选举的关系,大家可以参考法国学者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写的《代议制政府的原旨》(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用史料证明选举本来与民主毫无关系,直到19世纪才不知道什么原因与民主挂起钩来。这本书似乎没有说清楚,为什么19世纪会发生这个变化。作者的猜想是,当时的政府要摆出一个正当性的架势,但它又没有太多的正当性,于是就用逐步放开投票权的方式,让争取参与权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劳工阶级)获得参与选举的机会。经过选举,人民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好像能够当家作主了,而实际上又没有真正当家作主,最终结果还是精英作主。可惜的是,该书并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这一点。也许证明这一点的确不太可能,因为统治精英有不少想法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没有言传,当然就没有史料。

如果伯纳德·曼宁的推测是正确的,选主,或者用竞争式选举来实现民主的方式,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正当性的问题,而不能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看西方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大量的人不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人大量不相信他们选出来的人。但如果问他们要不要取消选举,他们又觉得不能取消。那儿的民众似乎有这么一种感觉:政客是我们选出来的,所以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们做一点主。这次我们选错了,四年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老有这么一种虚幻的东西在引导他们,以至他们往往并不接受这个制度产生的结果,但却倾向接受这个制度本身。这种虚幻的感觉对维护西方政治体制的稳定当然是很有好处的,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实现了民主。



目标

选主和民主在目标上是不一样的。在议事空间上,选主把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的大多数事情排除在了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选主是什么?就是每隔四、五年选一帮主人。选举的间歇期,也就是在大部分时间,把国事托付给那帮主人,大多数人什么也不干,也不知道可以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影响决策。那些选出来的所谓"主人"可以做哪些方面的决策呢?听起来似乎不少,国防、外交、教育、福利、财政、金融。但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大多数事情都不在民主决策的范围内,那是公司老板的禁脔。在公司里,都是老板说了算,谁有钱就能作主;你没有钱,你是打工仔,你就帮人做事去;他不高兴,就可以把你开除。所以在一系列关系到每个人大部分日常生活的事务上,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选主在时间上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每隔四、五年去选一次,这四、五年之间你干什么呢?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干什么。


过程

选主更大的问题存在于其过程当中。与抽签不同,选主过程有两个最大的特征,一是其内在的不平等性,二是它很容易被操控。抽签的话,在全体人民中间抽签,很简单,把所有身份证号码放进随机抽签的软件,抽出来是谁就是谁。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所有人都可能被选上。选举不一样,选举的时候,底层的民众出于各种原因,不太参与。即使他们参与投票,他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远远低于那些大量占有资源的阶层。

先谈选主内在的不平等性。如果投票是选主体制中最重要的参与方式,不参与投票就意味着没有政治参与。有些人参与,有些人不参与,就意味着政治参与的不平等。

下图描绘的是从1824年到2008年美国总统参加投票的选民的比重。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


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参加投票的选民的比重是很高的,将近80%。到了20世纪,投票率就开始下降。罗斯福新政期间出现过一个"小阳春",一直延续到60年代,投票率还有60%多,其后开始一路下降。2008年的选举是参与率是比较高的,有57%左右的选民参加了美国总统的选举。2008年为什么投票率比较高呢?因为小布什2000年被选上,他的得票本来就比他的对手要低,得票少的人当选,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不高兴。9·11事件后,布什又去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把世界都得罪得光光的。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怨声载道。我去年碰到不少美国朋友说,如果还是共和党当选的话,他们就要移民到加拿大去。这不是一个两个人这么说,而是相当多的人这么说,要移民到加拿大去。美国人上次大规模移民到加拿大去,是越战期间。当时是抓兵,把年轻人抓到越南去服兵役,那时就有不少美国年轻人跑到加拿大去了,到现在也不敢回来,因为逃避兵役是犯罪。我有一位美国朋友,是政治学教授。他跟我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参加选举了,他根本不相信选举那一套。但他2008年不仅参加了投票,还积极帮助奥巴马竞选。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把共和党和布什那帮人选下去的话,美国就糟透了。这就是2008年总统大选投票率较高的原因。


美国国会选举投票率


美国总统选举叫大选,因为哪怕投票率低于60%,已经算很高了。美国国会选举有时与总统大选同步,有时不同步;不同步时,叫做中期选举。美国国会选举投票率就比较低了,到2006年以前几十年里面,国会选举的参与率基本上是在40%左右波动。

至于美国的地方选举,如州一级,县一级或者镇一级的选举,投票率一般都在25%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四分子三左右的人不参与选举。

可以说,美国的总统、国会议员、地方官员都是少数人选出来的。以美国总统为例,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约是55%,当选总统一般得到大约50%多一点的选票,这一次奥巴马说是大胜,他得了多少选票呢?是53%左右的选票。那么小胜呢?就是50%左右。大家算算55%的选民投票,当选者只得到50%的选票,这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3%左右选民的支持。美国总统就是大约23%左右的选民选出来的。国会选举是40%的选民投票。国会议员选举,每个选区只能选一个人,但参选的人可能有三、四个,谁得票比其他人多,就可以当选。比如一个候选人得30%的选票,其他候选人都低于30%;那么得30%选票者当选。这个当选者实际上只有12%(40% X 30%=12%)的选民支持。地方当选官员的选民基础当然更低。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选举的时候,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参与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样。还是以美国为例。


年龄对投票率的影响

先看年龄对投票率的影响。上图显示,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投票的积极性非常高,达到65%左右。40-64岁的人投票率也比较高,大概在62%左右。24-44岁的人投票率就下降到45%左右。年轻人投票率最低,18-24岁这个年龄群的投票率只有25%左右。过去几十年,美国投票率总体上是下滑的,今天的年轻人只有25%左右参加选举,他们是决定美国未来的人,他们老了以后投票率会不会还是25%?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美国未来的投票率会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老了以后会改变投票行为,变得更加积极。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就族群对投票率的影响而言,下图表明,白人投票最积极,其次是黑人。黑人投票率以前比白人低得多,但近几十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但是亚裔和西语系拉美移民投票率比白人和黑人低很多,都是25%上下。从个族群的投票率看,越是处于社会低层的少数民族,投票率越低,因为种种原因妨碍了他们积极参与投票。


族群对投票率的影响

有人也许会问,上图为什么会出现锯齿形的波动?原因很简单,国会选举只要与总统大选同步,投票率就高;国会选举不与总统大选同步,投票率就低,这已经成为规律。图中波峰就是有总统大选的年份,波谷就是没有总统大选的年份。

再看受教育程度对投票率的影响。我们把受教育程度分为本科以上、大专毕业、高中毕业、高中肄业、初中未毕业五类。从下图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越高;受教育越低的人,参与投票的可能性就越低。

受教育程度对投票率的影响

就业与否对投票率的影响

上图把选民分为就业还是失业两大类。很明显,就业的人投票率高得多,失业的人投票率很低,两者的差距在15%左右。实际上,失业群体的切身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但是由于他们投票率,政客不必太关心他们。政客关心的是当选和再选,当选与否取决于得到多少选票。为了争取选票,政客必须做一些取悦选民的事。你可能投票给我,我就取悦你;你根本不投票,对不起,你的事对我就不重要。所以失业群体投票率的后果是,他们的利益就很难得到照顾。

职业对投票率的影响

美国的各项统计都害怕触及阶级这个概念。最接近阶级概念的职业差别。

从上图看,投票率最高的是专业工作者,然后是白领、家庭主妇、蓝领、农民,最后是非熟练工人。为什么家庭主妇的投票率都比蓝领和非熟练工人要高呢?因为家庭主妇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庭主妇,是他们的丈夫们挣的钱足够多,能够养活全职太太。这些家庭主妇一般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属于社会中比较富裕的阶层。因此,她们投票率比较高。而蓝领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则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加投票。

另一个与阶级概念比较接近的收入。下图显示,就收入而言,属于最高收入那5%的人,投票率高达90%左右。属于最低收入16%的那些人,投票率只有40%多。两者的差距是50%左右。下图表明,收入越高的人,投票率也越高;收入越低的人,投票率也越低。投票率的阶级差距十分悬殊。

收入水平对投票率的影响

影响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的因素

以上那些图描述的都是美国的情况。别的国家如何呢?实际上是大同小异。上面这种图描述的是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情况。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高中级管理人员、农场主、专业人士、本科以上教育的人,老年人(55-64岁)投票率高于平均数;而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年轻人投票率低于平均数;其中高级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投票率差距达42%。

因此可以说,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影响投票率的因素大致相同。除了年龄因素以外,总体而言,占有资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资源越少,投票率越低。这是选主体制内在的不平等。西方有一种对投票率的解释是,一些人不投票是因为他们对政治体制很满意,觉得投不投票无所谓。我觉得,这种解释是无稽之谈,毫无说服力。很难想像,欧美国家占有资源越多的人越不满意其体制,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最满意现行体制。实际上,欧美国家有大量民意调查数据可以证明,下层民众比上层人士更不满意,只是因为他们占有的资源太少,工作太忙,操心的事太多,才没有去投票。

当然,也有中下阶层的人参与投票。不过,即使选举是一人一票,并不是所有人对选举的结果有同样的影响力。这里资源占有量再次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变量。仔细分析起来,在选主过程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很容易被操控。限于时间,我概括地讲三种操控方式。

一是抢票,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获取选票。在欧美,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国家暴力或社会暴力往往迫使底层民众不敢去投票、不能去投票、或将票投给特定的候选人。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用法律禁止某些人投票,这在美国是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欧洲一些国家也持续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和二战结束以前。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抢票的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屡见不鲜。在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地方进行选举的前后,就是暴力横行的时候。一会儿什么什么地方的选民受到胁迫啦,一会儿什么什么地方的候选人被暗杀啦(如巴基斯坦的布托夫人)。这种情况在当今的欧美国家已经不多了,但在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第三世界国家,这种事多了去了,到处都是。

二是骗票,以欺骗的方式获取选票。骗票可谓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选区划分上做手脚。选举就要划分选区,划分选区看似相当单纯,但到了政客手里,他们可以在选区划分上发挥出无限的创意。

下图是一张1812年出现在美国麻省的政治漫画,它看起来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怪兽盘踞在麻省的地图上。


这张漫画说的是1811发生的事,为了确保同党在下一年的选举中获胜,麻省,当时的州长Elbridge Gerry把本州的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他不是按地理位置来划分选区,而是要把选区划成一个酷似蝾螈的图形,使得支持他同党的选民集中到一些地方,反对他同党的选民摊薄到各个选区。这样做,可以让对手在尽量多的选区输掉,那么他的同党就赢了。这有点像咱们古代那个田忌赛马的谋略,虽然支持我的选民不多,但是我会用谋略赢得选举。后人把这种把戏叫做"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有人会说,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今天再提它没多大意义,因为美国一定会在制度上堵住这个破坏民主的漏洞。问题就在于,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这个选举漏洞,美国至今也没有堵住它。恰恰相反,自从后来的政客了解到选区划分的奥秘,他们对玩弄这个把戏一直乐此不疲。

下面是美国四个选区的划分实例:

美国选区划分的"艺术"

左上方是北卡州第12选区; 右上方是乔治亚州第11选区;左下方是德克萨斯州第30选区;右下方是弗罗里达州第3选区。如果不加以标注,看到这些地图的人完全可能把它们理解成抽象艺术品。看看它们,就知道政客为赢得选举会怎样挖空心思。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如果大家有心在网上搜索,一定还可以找到大量其它"格里蝾螈"的例子。美国一些政治学家把选区划分的谋略归纳成好几大类,可以写成几大本教程,供政客参考。由此,也可以了解,选举并不都是选民选政客。实际上,玩弄"格里蝾螈"把戏的政客是在挑选选民,并确保即使选民自由投票,他们一定会赢。

在选区划分上做手脚只是骗票的一种手段,其它手段举不枚举。如政客在选举前大开空头支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许诺一大堆。马英九2008年选举前许诺"马上好",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人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发现,每到大选前,经济会有规律性的波动。原因很简单,执政党利用手中掌握的政策工具人为干预经济,造成经济向好的假象,以争取连选连任。同样道理,每到大选前,也是社会福利政策调整的时机,为的还是争取特定社会群体的选票。至于这些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的长远效果,政客们就不管了:拿到选票是硬道理。

大家知道,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选举充斥着负面选战。选举中,大家听不到多少政策主张,更多的是政客们相互攻击。不告诉选民为什么要支持我,而是抹黑对手,让大家不要把票投给对手。为了给选战囤积弹药,政客和他们的助手们平日便要挖空心思收集对手的丑闻,例如雇佣非法移民当保姆、偷税漏税、桃色新闻等,但选战开打以前按兵不动。随着选战的炮火日趋激烈,他们会选择性地把对手的丑闻抛出来,直到把对手逼出舞台才罢手。这种负面选举与民主理念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

美国选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无法攻击政治对手,就抨击其它国家。中美关系一到大选就紧张,这几乎变成了一条规律,因为攻击中国是廉价的政治武器。大选期间,我们经常听到美国人给我们解释,"这是竞选语言,不必当真"。以前中国对这些竞选语言过于当真,现在则它只当是放屁。这不由人不纳闷:竞选就可以胡说八道,就可以乱放屁吗?这与民主理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陈水扁的"两颗子弹"也可以看做骗票的一种谋略,叫做"苦肉计"。如果枪击的确是陈水扁自编自导的,我们只能感叹政客为骗取选票,的确是无所不用其极。

骗取选民投出他们的票以后,还可以在计票上做手脚。有人说,菲律宾投票以后,看到一个个票箱进进出出,但你未必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这种事情不仅仅是在菲律宾,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面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选举计票结束后,往往会产生大量的争议,以致暴力事件。2000年美国大选、2003年韩国大选、2004年的台湾大选、2006年的墨西哥、海地和乌克兰大选、2008年的格鲁吉亚、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大选都发生计票争议,有些地方还为此陷入骚乱。

除了抢票,骗票以外,当然最流行的是买票,即用金钱换取选票。买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买,一手交钱(或小恩小惠),一手交货(选票),就跟咱们村民选举中出现的那样。这是低技术含量的买票,给你一包烟,一块儿肥皂,请你把选票投给我。

还有高技术的买票,即用大笔花钱的方式,争取选民给自己投票。选举现在变成了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有下图为证。


美国大选的开支, 1860-2008年

1860年的选举中,林肯花了十万美元,他对手花了五万美元,结果花十万的赢了!此后,我们看到,竞选经费一直高速增长,尤其是过去一二十年。如果对比美国GDP的增长率,选举花费的增长率高得多。

上一次2004年的选举,小布什花了3.67亿美元,其对手克里花了3.28亿美元,结果还是花钱多的布什赢了。克里当然不是穷小子,他非常会找老婆,讨了个亿万富婆结婚,因此他自己也是亿万富翁。2004年,小布什与克里一共花了七个多亿选举。

2008年选举,奥巴马刚出来初选的时候,他表现出似乎很憎恶金钱对选举的腐蚀,说是要来个干净的选举。候选人可以选择接受美国政府的竞选资助,不争取私人捐款。奥巴马开始表态要拿政府资助。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放弃,转而争取私人捐款,不受竞选开支上限的制约而放手花钱拉票。。结果,他的竞选团队为他募集了非常非常多的捐款,达七个多亿,比2004年竞选双方加起来的还多。奥巴马花的钱是他的对手麦凯恩的一倍有余,结果还是花钱多的候选人赢了。

大家也许不知道,2008年大选,除了奥巴马和麦凯恩以外,还有很多候选人,看上去挺热闹。 其中有一位名叫Nader,他筹得了400万美金,对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拿到乌有之乡来,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然而,这个钱拿来与奥巴马、麦凯恩比,就微乎其微了。放在下面这张图里,他的选举捐款连奥巴马、麦凯恩的零头都达不到。其他三位募款比较多的候选人都只募得不到100万美金(见下图)。还有其他的候选人募得的钱更是少得可怜,因此没有被包括在下图中。对这些募不到巨额政治捐款的候选人而言,不管他们有多大能耐,他们完全没有赢的机会。你只要分析下面这张图,就会知道谁能赢:有戏的就两人。谁有戏呢?谁钱多谁有戏。这看着太明显了,这是总统大选。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六位候选人的经费

不仅在总统选举中,钱多者胜;在国会和地方选举中也是基本如此。冯小刚一部电影中有句话很经典:"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用在美国选举中,是再恰当不过了。也就是说,钱不是万能的,钱多的不一定百分之百当选;但没有钱是绝对不会当选的。

我们看到2006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众议院平均的赢家,要花125万。参议院就比较贵了,因为参议院只有一百个席位,众议院是435个席位,所以参议院比较贵。参议院你要想当选,对不起,平均至少要拿得出960万美金,没有这个钱,想都不要想。输掉国会选举的也不是穷光蛋。众议院选举的输家平均每个人花了62万,参议院的输家人平均每个人花了740万。众议员选举花费最多的是811万,而参议员竞选花费最多的达4083万。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选国会议员很简单,你先要把钱拿到手,否则的话,门儿都没有。

地方选举也是如此。在加州2002-2004年的选举中,95%的当选者都是本选区花钱最多的候选人,4%的当选者是本选区花钱第二多的候选人,只有1%的当选者是本选区花钱第三多的候选人。

从上面展示的材料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花钱多谁当选。这就是美国选举的黄金法则。这到底"民"主,还是"钱"主?

既然钱如此重要,只有两种人可以当选:一种是自己有钱的人;一种是别人愿意捐钱的人。

美国电影里经常会说,美国白孩子、黑孩子长大以后要可以当美国总统。据说那叫"美国梦"。其实,那是白日梦。兜里没钱,美国梦就得让别人做去。实际上,参加选举,就是一个自我挑选的过程,有资源多的人,他就敢于参选;没有资源的人,想都不用想。这种自我挑选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精英政治

有关欧美各国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五、六十年代还不少,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影响比较大。六十年代以后就比较少了,到当今就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成员里面,至少有123个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435个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百万富翁。在参议院100个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一半。说这些是百万富翁其实不准确,这其中不少人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多,那是因为美国百万富翁比较多。美国百万富翁的确是不少,但是百万富翁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百万富翁是扎堆出现在政坛上。一位研究美国国会的学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是从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选过来的。他们就是一个精英团体。

富翁们可以用自己的钱进行竞选。肯尼迪曾被人指责用父亲的钱"买"下了1960年大选。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和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都曾在动用了大量自有财富参选。纽约有一个富翁,有一次花了自家的四千多万美金的竞选国会席位。

当然现在竞选太昂贵,即使一般的百万富翁也负担不起。这就需要向其他人募款。什么人会捐钱呢?还是有钱人为主。据统计,2006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是两亿九千万六百万人,成年人是两亿两千万人。在这些人中,捐款超过两百块钱以上的,占人口0.21%;捐款超过两千块钱以上的占人口总数的0.04%,即万分之四。由此可知,政治捐款的主体是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尤其是大额捐款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美国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尤其社会选择理论都假设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都会想方设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这些理论对的,应该有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用这个假设去分析美国政客参选的动机,以及他们寻求回报的途径。如果政客是自私的,他们为什么要花钱参选?他们希望获得什么收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捐款者是自私的,他们捐款图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本来从西方学界的假设来讲都是应该值得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但很奇怪,找遍美国的主流学术刊物,在也找不到几份像样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自己找过,基本上失败了。在座的朋友不妨也试一试。

结果

几年一度的选举热热闹闹过后,最应该问的问题是,选举几年才来一次,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到底是哪股社会势力对政治的影响最大?哪些社会势力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政治?西方的选举理论假设,政客是选民选出的,选民不满就可以下一次把政客选下去,这叫问责(accountability);问责暗含另一个假设,政客会对选民的诉求做出回应。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政客对所有选民的回应性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他们到底对谁的诉求回应性最强?

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应去看看一条叫K街的地方。K街上很多房子并不起眼,门前往往有个铜牌,外表看像律师事务所,名字往往是Patton Boggs LLP Cassidy & Assoc, Akin, Gump et al, Van Scoyoc Assoc之类。这是世界上游说团体最集中的地方。正因如此,美国2003年还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就叫"K街"(K Street),每集就围绕上周刚发生的事件描述游说团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每当选举结束以后,美国政治就变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截止2008年,美国有注册说客(Lobbyists) 15138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美国总商会、美国医师协会、GE、Exxon Mobil、波音公司等)统统都有自己的专业游说机构,或雇用专业游说公司。游说虽然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但花销巨大。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美国游说团体的总支出是14.3亿美元;十年后到2008年,总支出已增加至32.4亿美元。别看选举热闹花钱如流水,实际上,游说这种台面下的事比选举花费还有大得多。游说无非是去说服国会或行政部门,让他们的政策,对自己的客户有利。游说公司不是傻子、雇用游说公司的那些客户也不少傻子,他们花出去那么多钱,图的是什么呀?就是比游说花费大多少倍的回报嘛。 这是任何有点分析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可惜的是分析游说活动的研究往往只看游说团体的投入,而忽略了他们那些客户得到的巨额回报。

这些游说公司为什么如此有效?那得看谁是说客?原来很多说客就是以前的国会议员。他们当国会议员的时候拿钱已不少, 2009年是17.4万美元,但是离开国会以后成为说客的时候,他们拿的钱就要翻好几番。一些人可以拿到上百万美元一年。那么有多少国会议员会变成说客呢?比一般人想象的多。从1992年到2004年,有几乎有一半离开国会的议员,摇身一变成为游说团体的说客。这些人本来就是国会议员,熟悉国会的规则与潜规则,有他们去游说原来的同事,这当然是很有利的。这种前门出国会,又从后门回国会的现象在美国政治中叫做"旋转门"(Revolving door),这个门出去,那个门进来,从这个门拿钱少,从那个门拿钱多,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旋转门"不仅存在于国会与游说团体之间,还普遍存在于行政部门与游说团体之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454位进出白宫"旋转门"的人,商务部有116人,国务院有114人,国防部有113人。其它各部委大约都有几十人。美国的决策圈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就是那些进进出出"旋转门"的那些人。由此很容易推测,哪些社会群体对决策影响大?哪些社会群体对决策没有什么影响?

下面这两张图是我从一本2008年新出的书里面摘下来的,书目是《不平等的民主》(Unequal Democracy),写的就是美国民主。书出版时,2008年总统大选选战正酣。大选落幕后,有报道说,奥巴马也读到了这本书。我希望他好好读一读,它会告诉奥巴马美国的民主有多么不平等。不平等从下面第一张张图就看得很清楚。这张图描述了三届国会,即101、102、103届国会期间,参议院决策对三大收入群体的回应性。很明显,参议院对高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次之;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低,甚至是负的,意味着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性的差异在三届参议院的情况大同小异。


三届参议院的不同收入群体的回应性


参议院两党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回应性

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第二张图证明这个想法毫无依据。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有没有差别呢?的确有。共和党更倾向于富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所以有些美国人形容说,我们的确可以自由地在两个党之间进行选择,就好比我们可以挑选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一样。你有选择,你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喝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但这是这真代表有选择吗?不过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差别而已。所以这两个党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也不太大。

讲到回应性,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医疗改革,美国医疗改革喊了几十年,美国的医疗体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又最低效的。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不公平是因为世界第一富国里有大量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没效率是说它花了GDP的15%左右,但是它的人口健康指标在发达国家里面排到倒数第一第二。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多的钱来搞医疗,成效却这么差。但是它的医疗改革改了几十年也改不了。在座的人也许记得,1993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推动医疗改革,差一点就成功,但功亏一篑。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年了。 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医疗体制还是公费医疗加劳保;1998年,医改采取了市场取向,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2002年,中国的医改再次起步,现在已确定要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15年里医疗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是比较有利于老百姓的,方向是对的。这说明,我们的回应性比美国要强。奥巴马上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许诺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但到底他能不能成功,还要等着瞧。


超越选主

下面这张表将民主与选主做了个对比。


民主
选主

历史根源
直接或抽签
间接, 选举

立场
永远探索
历史终结

性质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政权

目标
无限
有限

过程
平等参与
不平等参与

结果
平等代表
不平等代表

效果
平等的影响
不平等的影响


从历史根源上来讲,两者是不一样的。"民主"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指直接民主;实在需要代表的话,也应是随机抽签产生的。19世纪以后才形成的"选主"则阉割了民主的直接参与成分,而代表是由十分容易被操纵的选举方式产生的。

从立场上来讲,民主的真正支持者和爱好者,会坚持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理念;无论完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多少困难,他们都会永远探索下去,不断去逼近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哪怕这个目标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永无止境地探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新模式、新途径。但是那些持选主立场的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民主只有选举这一种实现方式,此外没有更好的方式。因此,他们经常引用丘吉尔那句话:民主是最坏的政体,只不过其它政体更糟糕。他们满足于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从性质上来讲,真正的民主派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满足选主的人认为,所谓"民主"只是一种政权形式而已,把民主决策的范围局限在政治这个小小的领域里。

从目标上来讲,真正的民主派认为,民主适用范围是没有时空界限的,凡是涉及利益相关者的事物,都应该由利益相关者用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而选主的主张者都偏好所谓"自由民主"、"宪政民主"、"有限政府",说到底是一种"鸟笼民主",即把民主决策局限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从过程上来讲,真正的民主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平等的参与,从而对决策有平等的影响力。而选主只能是不平等的,因为选举偏向拥有资源的人。

从结果上来讲,民主不仅要求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挑选他人作为代表,还要求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决策者。选主只强调一人一票选别人,但不会设法增加普通人参政的机率。

最后,是从效果上讲,真正的民主强调所有人对决策有平等的影响,而选主的结果是,拥有资源多的社会群体对决策的影响比其他人大得多,完全不平等。

如果选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我们真心拥护民主的原则,那我们就应努力探索如何超越选主,实现民主。由于时间有限,我今天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详细阐明我的观点。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探索超越选主的人是不少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世界上流行的意识形态相违背,因此主流媒体(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对他们的探索不感兴趣,甚至相当排斥。结果,他们的探索并不为大众了解;大多数人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这些民主实验,也从来没有想过不仅应该,而且可以超越选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这种实验都在进行。真正关心民主的人应该多花一些精力来了解这些实验,并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中来。下面我简单介绍四方面的探索。

一是电子民主。现代电子技术,有利于打破空间、时间上的一些屏障,使得更多人的参与变为可能性,使得加大政府的透明性变为可能,使得很多以前难以实现的事情变为可能。这方面的尝试包括电子政务公开、电子投票、电子民意测验、电子咨询、电子公决、电子申诉等。总之,凡是选主体制下有的制度安排,都可以借助现代电子技术(电脑、手机)加大民众的参与力度。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电子民主还仅仅是对现有代表方式的一种补充,理念上没有太大的超越,只是使选主变得更加便捷。

二是商议式民主。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选主有个未加言明的基本假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想法、偏好是固定的。选举就是让你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揭示你的偏好。如果你把票投给某个政客,就表明你偏向这个政客许诺给你的东西。投票的奥秘就在于此。商议式民主不同意这个基本假设;相反,商议式民主基本假设: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商议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改变他们对自己利益、需求、偏好的认识。比如,你也许认为你应该买一辆汽车,买车仅仅是你个人的事,但经过与其他人探讨后,你认识到社会过度依赖私家车会造成严重污染,最终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这时,你可能放弃购置私家车的计划,支持发展公交体系。每时每刻,社会上都有很多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做公共选择,但这样做出的公共选择未必是个好的选择。另一种解决方式是让所有利益相关群体或他们的代表就这些问题进行商议。商议可以让人们认识到看问题还有其它角度,这样有助于拉近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们的看法收敛、趋同。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趋于一致,就不需要投票了。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仍然不一致,但差距收窄,再用投票的方式解决也不迟。以前有一句话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会多是有道理的、有益处的。遇到问题,应该多开会、多讨论,这样的话,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可能会更深入一些。

我曾经历过这么一件事:90年代中期,我到内地一所大学政治系访问,该系的系主任告诉他们最近很忙。我问他忙什么?他说为处理一件事一直在开会。我那时还比较迷信投票,于是说,开那么多会干吗?有不同意见就投票嘛!我当时在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工作,系里有问题就简单议论几句,然后一个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只要有另外一个人附和这个解决方案,就可以付诸投票了。但那位国内的朋友说,投票的办法未必好。用投票多数决的方式可以确定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很多人思想不通,这个方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会碰到大量阻碍。因此,在没有大致形成共识前,还得开会。今天开会决定不下来,明天接着开会,一直到大致达成一个共识。这种方式也许看起来比较费时间,但是它的实施效果比较好。这就是一个对比,用投票的方法解决还是用开会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是抽签式民主,有人为此造了一个词,叫Demarchy。 抽签式民主超越了选主,超越了选举,包括竞争式的选举,而是用抽签的方法来确定人民的代表。相比选举,抽签最大的好处是公平。选举充其量只赋予人们平等的选举权,而抽签赋予所有人平等的被选举权。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很容易被操纵,而抽签是随机的,几乎不可能被操纵。

关于如何在现代用抽签的方式实现民主的理念,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早在1989年就在《民主及其批判者》(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提出过一套方案,奇怪的是他的这个观点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主流学界的兴趣。而地方性抽签式民主的实践比道尔的理论性讨论出现更早。早在70年代初,德国就有过"计划小组"(Planning cell)实验;美国有过"政策评审团"(policy juries)的实验。此后,英国、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名为"公民评审团"(citizen juries)、"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s)的实验。这些实验的共同特点是用抽签的方式来挑选公民代表。这类实验之所以往往采用"评审团"这个词是因为,在当代只有评审团是随机挑选出来的。这里的所谓"评审团"都不是指法院里的评审团,而是指随机抽出了的公民代表。

最近比较大的实验发生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这个省从2001年起开始讨论如何修改该省的选举法,因为当时的选举法常常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得票少的党却在议会里占有多数席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加拿大的这个省,也出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但如果让议会决定如何修改选举法,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因为议员们是现行选举法的受益者。改变选举法很可能会损害现任议员们的利益。让这些现行制度的受益者改变现行制度等于与虎谋皮,是难以办到的。

该省最终决定试验新的修法程序。 2003年8月,该省用随机抽签的办法从本省79个选区中各自抽出两位代表,在加上两位原住民代表,共160人。与选举出来的政客不同,这160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刚选出来时,他们对复杂选举程序几乎一无所知。为此,2004年头8个月安排这些代表学习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选举制度。接下来,他们又花了2个月讨论各种选举程序的优劣。最终,他们拿出了一套新的选举方案。2005年,该省进行了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方案。当时,他们当时设计的那个全民公决门槛比较高,不是简单多数(50%)通过,而是不但在全省有60%的选民支持,而且在79个选区中60%的选区有超过一半选民支持。这个方案获得了77个选区里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但全省选民只有57.7%支持。结果,功亏一篑。2009年5月12日,该省会对该方案重新举办一次全民公决,因为上次投票前宣传不够,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方案。

除了英属哥伦比亚省以外,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于2006-2007年间用几乎同样的方式进行了选举法改革,结果也没有通过。现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Alberta)也有民众要求用同样的方式改革本身的选举制度。

这里重要的不是这些选举改革是否成功,而是改革的方式本身,这就是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挑选一批人民代表直接参与重大决策。其实,在中国浙江省温岭市的泽国镇,也有类似的实验,叫做协商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专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姆斯·费希金(James S. Fishkin)把泽国实验当做他最早的实验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他的网站上(http://cdd.stanford.edu/polls/china/)进一步了解泽国的做法或其它国家的做法。

四是经济民主。什么是经济民主呢?经济民主就是要超越政治民主,在广度与深度上将民主进一步延伸。说到底,经济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要争取经济民主是因为,权力不仅存在于政治制度中,也存在于经济制度中。只要求制约政治权力,不要求制约经济权力是毫无道理的。那些借口保护私有产权而反对将民主延伸至经济领域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派。罗伯特·道尔指出,凡是其决策会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团体都应该服从民主决策的原则。这个团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家公司、一所学校、一个教会。但我们往往只看到有人要求政府决策民主化。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不要求公司、学校、教会决策民主化呢?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生活与这些组织息息相关,这些组织的决策凭什么不民主化呢?

经济民主有不同的层次。不少人对罗伯特·道尔早期著作《民主理论的序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1956)赞不绝口,但他们却很少提到道尔1985年出版的《经济民主的序言》(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前者已有中文译本,而后者中文世界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尔对民主真诚的追求一步步把他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因为他逐步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在《经济民主的序言》一书中,道尔就讨论了工作场所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或industrial democracy)的必要性,亦即工人参与公司管理的必要性。

除了工作场所这种微观层面的民主以外,经济民主还要求宏观经济管理。前几天,周小川拿出了一个在国际经济中摆脱美元霸权地位的替代意见,他的建议马上得到联合国一个机构的支持;而联合国这个机构里最核心的人物叫斯蒂格利茨,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担任过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还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他十分了解美国和世界重大经济决策是如何出台的,深知其中的弊端。他因此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没有劳动阶级的代表?这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斯蒂格利茨的理由很简单,美联储、财政部的决策对美国劳工阶级的利益有巨大的影响;同时,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的决策对全世界的劳工阶级影响都很大。为什么这些机构靠一小部门精英决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一小撮精英实际上管不好宏观经济。

这就是说,一个车间也罢,一个工厂也罢,一个经济监管机构也罢,一个国际经济组织也罢,都应该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加,这才是民主的。

更重要的是,实现民主要求所有人都具备大致同等的能力,这就要求每个人占有的资源不能太悬殊,虽然不可能完全平均,但是也应该是大致平等。要做到资源占用的大致平等,就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作文章。最后我想介绍的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设想,他叫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其1964年出版的《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一书中,米德提出了"财产拥有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的概念。所谓"财产拥有民主"就是指让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米德主张的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平等分布。在他看来,只有在"财产拥有民主"体制下,人们才能摆脱对权力(包括公权力与私权利)滥用的恐惧,真正当家作主。西方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十分认可米德的想法。

总之,经济民主不仅超越了选主,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经济民主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

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还需要大批的人摆脱对选主的迷信,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让我们来共同探索吧!

Saturday, May 2, 2009

Bruckner No. 8

八十高寿的海丁克爷爷拄着拐棍、挥着指挥棒,率芝加哥交响乐团,于5月2日卡内基奏布鲁克那第八号交响曲。牛!

我和我的耳朵认定芝加哥就是全美国声音最干净的乐团。因为但凡还有更干净的乐团,我大概也无福消受——音乐共同体的集体的、有机的呼吸,奇迹般的美好,直接导致听众停止呼吸,让出所有氧气,为下一个乐句铺路。布鲁克那自己说:说重要的话前,我必须呼吸。所以,我说:听重要的话前,我必须停止呼吸。再干净,就窒息了。:P

今晚打击和铜管(主要是小号长号和大号)杰出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从回来路上开始一直重复第二乐章诙谐曲高潮。贴上福特万格勒和柏林爱乐的快版与卡拉扬和维也纳爱乐的慢版,第二乐章诙谐曲部分。

啊,海爷爷,太牛;啊,芝加哥的朋友们,有福。:)


起立鼓掌5分钟,还是不加演。我们只好出来拍海报。也难怪,今年海爷爷拄拐棍,不方便。


钢铁大王的大厅,很陡。芝加哥乐团热身中。



Furtwängler with Berliner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Berliner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5 March 1949 (Titania Palast).


Herbert von Karajan with Wiener Philharmoniker

Thursday, April 30, 2009

不只是记录片



推荐:应亮第二部剧情片——《另一半》(2007)
这不是新闻报道式的、穿剧情片马甲的中国独立电影。这也不是不尊重写实主义、执迷于导演意志的假纪录片。
据(应亮)说,就要出合法的盗版碟了;也据(应亮)说,能找到网上下载链接。鉴于本人搜索能力低下,未能提供视频或下载链接。豆瓣的介绍在这里

Monday, April 20, 2009

薇罗妮卡之生死场


3:18-4:50 薇罗尼卡,一语成谶。生死场,一战就是十四年。


1:51-2:50 薇罗尼卡的心思敏感的双鱼座儿子,刹那明白他妈咪和他自己的双面。祝双面薇罗尼卡好运、快乐。

伊能静之志云饭局看完。偶的若干疑问是:
1.为什么女人有个独立人格就这么困难?
2.为什么爱女人不关心她的独立人格叫痴爱,爱男人不热爱他的独立人格就是无知?
3.为什么大度的男人可以一言不发、演唱会大卖;而女人就要担负“叙述”的责任,为自己拿走了自己而抱歉,为自己不会再拿走任何东西保证?
4.难不成某著名三八红旗手说得对:封建残余最强大,后现代了大半天,世界才没进步多少呢。。。
5.难不成真正进步的是偶的粤语听力?

另:薇罗尼卡伊能静女士用国语概括的大意,原文在这里——“每每我总想对你说,你沾满土拿手掩埋的不是什么,而是我微微跳动的心,但我说不出口,因为你埋葬我时的模样竟然可以如此天真快乐,于是我只能闭上眼流下泪,还带着微笑让你改变我。”
《生死遗言•双面薇罗尼卡》

Saturday, April 18, 2009

政治煽动家

不是我的“时事评论”,是阿多诺的政治判断("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上周四,P州长(今天才知道,P州长是我州第一个黑人州长)决定在议会推行允许同性恋结婚的法案。P州长,对于纽约州在同性恋婚权问题上之后知后觉,尤其对于麻州、爱荷华州和佛蒙特州已率先合法化同性恋婚权而领先于纽约州,黯然神伤痛心疾首。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遂拍案而起。不管我州欠国会多少钱,不管领救济金人数如何已然是200年来最高,不管自己的连任希望、政治生命如何悲观渺茫,更不管众天主教教父如何不齿愤懑,说推法案就是要推法案。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纽约时报算客气的,NPR广播台一大清早就请大家打电话进去讨论P州长是不是政治自杀。

其实P州长能当多久的第一个纽约州黑人州长,无关紧要。真正召唤阿多诺洞见的是:政治煽动家的修辞——重申族群对立(且通常是为一个弱势族群谋福利)、以反歧视之名行歧视之道、建构自己与群众在一起然则有能力带领群众的超人的平凡与伟大。不幸的是,P州长样样都沾上了,且在这个被当作上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里。为同性恋争取婚权的人们,有没有问过同性恋们反对婚姻、拒绝婚姻的可能?虽然拒绝的权利,逻辑上只能在接受的权利产生后,才有效力;可是自以为是的代表所有同性恋的狂想,与其说是为所有同性恋争取大家都需要的福利,不如说是假想一个毫无异议地渴望婚姻的同性恋集体,好郑重重申我们的世界有“如此异类”。革命导师逻辑,显然不通;政治煽动家姿态,昭然若揭。P先生(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新闻发布会上动情地说:我们都尝过歧视的苦楚和仇恨的滋味。所以我们今天才要站在这里,打败人间一切歧视。P州长一面把自己当作歧视的一般受害者,和所有人一样;一面又强大而全能地代表所有受害人,反对一切伤害。他显然没有念过或者装作没有念过卢卡奇说的"物化"(reificiation)。可是不应该的是,新一代的政治煽动家怎么可以不知己知彼,至少做一点点功课,看看上上世纪对于他们这个“种群”的批判?煽动政治之堕落,唯一可能的好处是:被煽动的政治主体洞悉煽动逻辑,门槛降低。

同一天,奥总统决定公开中情局虐待犯人和战俘的备忘录。这到底是对于政治同谋关系的勇敢面对,或是对工具理性的伟大反叛,抑或是对人权公义的真诚信仰,还是对前朝的煽动性清算?我们不是阿多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能看下去。

Thursday, April 2, 2009

Urge for Going

In commemoration of this sad night, drenched in nightly sadness.



Urge for Going

by Joni Mitchell

I awoke today and found
the frost perched on the town
It hovered in a frozen sky
then it gobbled summer down
When the sun turns traitor cold
and all the trees are shivering in a naked row

I get the urge for going
But I never seem to go
I get the urge for going
When the meadow grass is turning brown
Summertime is falling down and winter is closing in

I had me a man in summertime
He had summer-colored skin
And not another girl in town
My darling's heart could win
But when the leaves fell on the ground
Bully winds came around
Pushed them face down in the snow

He got the urge for going
And I had to let him go
He got the urge for going
When the meadow grass was turning brown
Summertime was falling down and winter was closing in

Now the warriors of winter
They gave a cold triumphant shout
And all that stays is dying
And all that lives is gettin' out
See the geese in chevron flight
Flapping and racing on before the snow

They got the urge for going
And they got the wings so they can go
They get the urge for going
When the meadow grass is turning brown
Summertime is falling down and winter is closing in

I'll ply the fire with kindling now
I'll pull the blankets up to my chin
I'll lock the vagrant winter out and
I'll fold my wandering in
I'd like to call back summertime
Have her stay for just another month or so

But she's got the urge for going
So I guess she'll have to go
She gets the urge for going
When the meadow grass is turning brown
All her empire's falling down
And winter's closing in.
And I get the urge for going
When the meadow grass is turning brown
And summertime is falling down.

Tuesday, March 31, 2009

《面子》



Alice Wu, Saving Face(2004) 《面子》, featuring Joan Chen whom I now love...

One of the best films/comedies that I saw this (passing) year, it was branded as "somewhat Ang-Lee" by my mommy and I agree. It's funny. It's about love, middle-age crisis and gay relationship. It's also very New York. New York in a non-aggrandizing way that is, which is not usual.

A touching and hilarious piece of coherant story-telling as it is, I didn't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tle till putting the bilingual titles side by side. Saving Face, a present participle-noun phrase, directing the action of "saving" to the quintessential Chinese notion of 面子, which is the actual Chinese rendition of the English title. 面子 seems to be so Chinese that any verb or present participle designated to convey and concretize the "Chineseness" in English is redundant. Indeed, the mere evocation of 面子 is enough. We (Chinese) know what it is ALL about.

Right, you are correct in sensing that I'm about to turn to the "but". But, isn't "face" a problematically reified stereotype of the Chinese. As Prof. LL reminds us aptly in Translingual Practice, 面子 is NOT a distinctly Chinese concept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missionaries. I'll stop the translingual-practice way of reading 《面子》right here and save you all the references to Arthur Smith, Lu Xun, the coauthorship and the mutipl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See Chapter 2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if you are nerdy enough. Lol~~~!

But (right, another but) asdie from all theoretical crique or teasing-out of the orientalistic elements of any given piece of artwork, Saving Face in central light, let us put the seemingly reified Chinese 面子 in perspective and in motion.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and to avoid undesired spoiler: by setting up a hyperbolic stereotype of 面子 (the Grandpa who speaks a too mandarin kind of Mandarin for example), the film takes a much-welcomed twist and breaks down the "face" to get at a new kind of "face", a new "face" that is lesbian-friendly, wild-love-tolerant, racially-harmoniously, linguistically-hybrid and self-reflexively-hilarious. Interestingly and perhaps euphorically enough, it is via the smashing of the face (the wedding scene as the most telling moment) that a new face is saved, a new life begins to seem worth living.

In conclusion: Is that not a fighsty continuum of the co-authorship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I suspect that the good-humoured Lu Xun would nod along. :P

Tuesday, March 24, 2009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09春假,美利坚首都游之看图说话。:)

1. District of Columbia

图一:白宫喷泉。圣帕特里克节当日,喷泉是爱尔兰绿的呢(不好意思,当下没拍到。。。)。


图二:The Capitol, where Obama hurried over to kick AIG's ass...


临去华盛顿前,在跟wiki请教后,才弄清楚:原来Washington D.C.的D.C.是"District of Columbia"的意思。于是想起本学期初,乱旁听课的时候,某讲课风格很“作”的美国研究学霸,反复强调的:美利坚就是哥伦比亚,而Columbia就是America。这,是美国的根啊。所以呢,阳mm, 我校和贵校,归根结底是同一个学校呢。:P

我们来拜谒美利坚伟大首都的当日,正赶上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白宫前的喷泉绿意盎然(图一)。是时,奥巴马正要AIG把象征资本主义僵化、标志个人与国家悖论的红利黑钱,全部吐出来;难得总统移驾国会(图二)盯案子,更难得总统肯飞到LA上节目跟电视观众喊话。但凡AIG门口有喷泉,理应效法白宫,应景变色,其喷泉可红可黑,亦红亦黑就更妙了。

2. 一屁股雾水&缺水


图三:The Hostel @ Foggy Bottom


我们找到的不算太贵的hostel长得非常希腊(图三),位于紧挨市中心的大学校区内,离地铁Foggy Bottom(“一屁股雾水”)站之近,相当方便。地下室的房间里,看得到天井。我很好奇当年的这些地下室的“佣人房”里,住过什么样的“待解放”的奴隶。




图四:“回到未来”之地铁



从“一屁股雾水”站,钻入地下,就很容易在全城游荡。首都车票,或印有奥巴马头像,或标着大熊猫图案。而如此干净整齐、风格统一、灯效诡谲的地铁站(图四),让来自全球最腐烂地铁城的我们,一面感叹这里不可能有老鼠给我们数,一面怀念我们的小破车厢里"Stand clear of the closing doors please"的人工提醒。




图五:缺水,不好



让人惊讶的是,拥有“一屁股雾水”地铁站的华盛顿,却缺水得紧。以泰姬陵倒影为蓝本的Reflection Pool,闹旱灾,留下的是残破的镜面,以及财运堪忧的不良预兆/忠实写照(图五)。真是应该有人跟奥先生谏言一下下:风水国运这种事情,还是很要紧的。。。您看看,阿甘当年就不缺水,人家就美国梦了哎(图六)。



图六:阿甘不缺水



3. Sakura, Sakura


图七:童话故事Sakura,好


图八:现实世界sakura, 不算太好(我校心急,春假都放在冬天)


樱花节。我一直没弄懂为什么首都会有这么强的日本元素。为什么非得是樱花?难不成怒放的樱花像蘑菇云?难不成每年两周花期的sakura是匹敌越战韩战纪念碑、反讽二战胜利碑的诗意的抗议?首都人民这么自省浪漫有诚意?

细查之下,才看到第一批樱花于1912年,明治的最后一年,抵达华盛顿。两国友谊与樱花树,一起发芽开花。1935年开始的樱花节,于珍珠港事发后,戛然而止。而樱花再开,是蘑菇云之后的事情。我好奇的是:那些1945年前,在八重樱下漫步的日本人,会不会被当成中国人,被《排华法案》欺负的中国人?而在美利坚求生存的东亚人民可曾用友谊之花澄清或隐瞒自己的身份?


4. Smithsonian 博物馆群


图九:The Castle


Smithsonian是博物馆群的统称。于帝国政治行政中心,大手笔建构国族主义世界观。其直接治下有19个博物馆,156个附属博物馆。Smithson, 看似简直富可敌国。这位James Smithson, 是位不喜欢英国的英国科学家。临死前,决心把相当于当时50万美金的财产全数捐给美国华盛顿(这世界还真是拧巴,Henry James, Eliot这些美国人哭着喊着要做英国人;Smithson这般英国人打死也不把钱留给英国)。图九的城堡是博物馆群的咨询中心,是50万鸡生蛋蛋生鸡的开端。



图十:Fritz Scholder


首都人民最不缺的应该就是政客和博物馆。众博物馆里最吊诡的就是原住民博物馆。这个传说中会随时间风化(实则我完全不能理解它如何风华得能比一般钢筋水泥更快)的大博物馆,一边政治正确地欢庆原住民文化和身份,毕竟那是美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边逻辑正确地知道不能进一步本质化原住民概念,毕竟时至今日,很少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殖民”、什么叫“资本原始积累”。于是坚固阔气的大楼,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大半时间里,只能邀请参观者加入“互动”环节。整个博物馆,最大的个人展览属于Fritz Scholder(图十),一个拒绝定义印第安身份而加入印第安身份再现工程的"Indian/Not Indian"艺术家。



5. 啊,图书馆


图十一:国王阅览室?——国会图书馆之主阅览室



图十二:通往东亚图书馆的走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高级英语C阿姨给我们看的国会图书馆圆形阅览室的照片。我们当时坐在三教某教室,瞪着面前屏幕,心想:哇,这世界实在不公平。去那里念书多好。是好,可惜罪恶之城离圆形阅览室,还是太远。。。

感谢D先生起意。我得到本次华盛顿之行最宝贵纪念品。我们克服“后911”的重重关卡,厘清层层迷宫,终于混进这个酷似大英博物馆国王阅览室的国会图书馆宝贝阅览室。静谧的呈圆柱体的庄严肃穆里,我们完成官僚且反环保的借书手续,坐下来,念书。好。

……

就此与哥伦比亚特区作别。再见。下次见。

其实我喜欢山口智子

陈绮贞:《我喜欢木村拓哉》
我喜欢木村拓哉
我喜欢木村拓哉
喜欢他在同班同学里面短头发戴眼镜的笨样子
围着围巾手插在口袋里好可爱
我觉得他的身体太扁了
但是嘴唇很好看
在长假里面假装弹钢琴的样子
太容易就被拆穿
直觉告诉我他是真的一点都不会弹钢琴
老实说这部分演的不太好
他的声音粘粘的很适合爆笑的场面
演一个像恋爱世代第一集之宾馆里的色狼刚刚好呢
这些刚好可以解释
在电视上看到smap一起穿起西装出现
我竟会如此怦然心动
我喜欢他不会因为他娶了一个不受日本女孩欢迎的女明星而更改
反正他永远也不会是我的
而且我一直在物色下一个可能取代他的日本偶像

案:其实我喜欢山口智子。看完《悠长假期》;我的长假,也结束了。

Friday, February 27, 2009

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陈信行

转自赋格。着重号是本人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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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对陈明忠吕正惠《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的回应,由Yu Zhizhong老师推荐。

在(台湾)《思想》杂志第9期,陈明忠先生以〈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为题接受访谈,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他在各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作为一个台湾人 与左派,我读了之后感到深沈的失望。我认为,陈先生的许多关键立场,既不左、也不统,不但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原则,甚至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也 站不住脚。相较于陈先生个人在蒋家政权下为了左翼理念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如果最终的立场走到了〈左统之路〉中之所述,毋宁是令人悲痛的。
我这一代台湾左派与许多社会运动者的思想发展,深刻地受惠于陈明忠先生的奉献。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力,从1970 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80年代远为安全的环境中决定投身 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
陈先生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后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中并非例外。影响大者如为陈先生所尊崇的邓小平及其同侪,坚苦卓绝者如近年来终于出版回忆录的马来亚 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他们都曾经在世纪前半到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所高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大纛下毫不动摇地坚决奋斗,最终却纷纷在思想与实践上放 弃甚至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信念。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样清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认为,陈先生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毛派在1970年代末之前的政治实践,非但 不是”落伍”、”教条”、”错误”,反而是1917年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固然这个高潮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如果没有珍视这段 宝贵的遗产,并批判地继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百余年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所累积的经验,我们就只能虚弱地凭空思考反抗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可能 性。
因此,不同于陈明忠先生,我仍然愿意称自己为”毛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新民主主义”者。
当然,作为曾经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的一个政治运动,”毛派”这个帽子包罗万象,甚至许多怪诞宗派、一些干尽坏事的组织、和许多贪官奸商都可能曾经或依旧自 封为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我认为,今天的”毛派”,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几个标志性的主张:肯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成就、反对 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导路线、反对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

我如何成为台湾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如何让我愿意以这样的立场思考问题,否则,自称为某派往往仅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只应属于道场圣坛,不 该拿来谈政治。而且,坦白说,在上世纪末以来所流行于欧美及海峡两岸的暧昧模糊、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不像陈先生那样)与中国革命史素无渊源的, 台湾长大、住过美国的40几岁的人,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数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错愕、甚至是令人发噱的。
在台湾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东部小镇闽南人中产阶级家庭,除了向来暴戾威权的学校教育之外,个人生活中称不上受过什么委屈。但是族群之间不甚遮掩的歧视、隔壁家住 泥地竹管厝的佃农过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压榨到甚至尸骨无存、参与地方选举的家族朋友因得罪县党部主委而被罗织为”匪谍”送绿岛等 等,周遭人们受到的种种压迫还是逃不过孩子的眼光的。
1970年代末我堂哥大学毕业回乡教书,他书房中的李敖、柏杨、陈映真、乃至《夏潮》杂志及《美丽岛》杂志等等成为我的宝藏。我总会把每一期杂志反反复覆 地读。当时,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鲜活生猛、那么有力地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然,这些令人兴奋的思想收获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囝仔人有耳无嘴”是当 时几乎所有台湾家庭的教育重点。而且,由于我学校考试成绩尚可,师长们的所有压力都会规训我这种”好学生”:想要做什么,上了大学再说。
作为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好学生”,我国、高中时代就被要求读些救国团指定的课外读物,张爱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学是必读,陈若曦及其他「反共义士」 的伤痕文学也是。对我来说,读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状」一样,不过是生活中必须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明忠先生当时会受到「伤痕文学」 这么大的冲击。仅仅是因为那些作者们宣称身历其境吗?
离开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学之后,我当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时代想做的事。偷偷地与书店老板在柜台下买被禁的鲁迅、巴金、江南的《蒋经国传》、郭廷以的《中 国近代史》等等;参加社团热烈地跟人辩论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玛斯与海耶克;半夜溜出宿舍到城里某暗巷陋室帮党外候选人作海报传单,等等。
民进党成立前后的当时,甚至在现在的”台独圣地”台南市,反对运动的统独倾向其实都颇为暧昧。”台湾意识”强烈是绝无问题的,到底是我们这个选区选出的立 法委员朱高正第一个在立法院用闽南语发言、第一个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个因为国民党的终身立委大喊听不懂而骂三字经。但是竞选服务处放的录像带,除了绿色 小组等拍摄的各地抗争纪实之外,也包括1984年邓小平的大阅兵,而且老少支持者们都看得啧啧称奇,直说比起国民党的阅兵好看多了。朱高正本人,数年后也 成为统派。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党外支持者当时的心态多半是: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比较清楚地主张台湾独立的,在当时大概只有已通过”新而独立的国家”宣言的长老教会。但是当时在成大的我们这群学运学生,对长老会是有很大的好感的。长老 会的台南神学院,是唯一学生骂国民党不用关起门来躲特务、教官、职业学生的校园。用闽南语作为教学语言,也使得从小被禁止说母语的我们觉得耳目一新。非常 自然地,我当时对台湾独立的好感逐渐形成。
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理想中真正的台湾独立没什么好反对的。国族之为物,包括”中华民族”,本来就与所有的历史产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独立的台湾国 当真是一个虽小但内部自由平等、对外免于强权倾压的共和国,有何不可?但是支持或反对纯粹的概念只有思辩的趣味,没有现实意义。现实中存在的台独运动才是 值得讨论的。而我是在1980年代参与见证的历次反国民党抗争中,彻底对逐渐主导了民进党的台独运动失望。
台独希望依靠美国武力对抗中国,几乎是完全继承蒋家政权的冷战位置──现在虽已非常清晰,我当时还不清楚。这种”独立”,当然仅仅是把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附庸地位换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1980年代的抗争现场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当真出现了独立的台湾,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绝不属于”全体国民”,而仅仅是大资产阶级与为其服务的律师等 人的政权,因为即使在执政的可能性还远在天边的80年代,民进党内的许多政治明星们就习惯驱策支持群众当冲突时的火牛阵,以便为他们造势好当选,以便让他 们有筹码与国民党折冲。而成千上万收入微薄却踊跃捐输、面对棍棒盾牌还奋勇向前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幸运的能跟明星们握个手,不幸的被打被抓被关,还要被游 行总指挥骂成破坏他们”和平理性”的活动的暴民。此外,当我跟着一些基层群众起来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民进党政客,用”咱平 平都是台湾人”的理由,来劝我们拿钱收兵,让他去”乔”个价码出来。这些一再出现的现象,都预示了21世纪我们看到陈水扁。也让我对全称式的”我们XX 人”的国族主义口号从此反感。
当时像我一样不满民进党当权派的学生,比较愿意称自己的主张为”人民民主”,愿意参与草根的社会运动,而厌恶政治明星们的选举民主。而在我们参与的环保抗 争、工运与农运等基层抗争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湾环境与劳动者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牙刷主义”[1],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外销导向的台湾经 济必然的后果。台湾的工人与小老板们勒紧肚皮、拼死拼活地赶工生产,工厂与养猪场毫无顾忌地毒害乡土与邻居,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廉价外 销到美国市场。这些怵目惊心的景象,使得我们在有机会拿到马克思的著作时,就饥渴地狼吞虎咽,因为里头说的绝不只是19世纪中的欧洲,而是我们眼下的台 湾。
80年代时我这派的青年,或许还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体系与政治路线,而只是必较广泛地具有左翼倾向,在许多关节上,例如崇拜群众自发性的风气,或许更接 近反菁英的民粹主义或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确定我现在的政治观点,是到了美国之后,透过了解美国社会、认识许多大陆朋友、以及参加 无数的政治辩论之后的事了。

在美国

很幸运地,我的留学经验与大部分台湾人不太一样,没关在房里苦读,也没仅仅在湖光山色的大学城里体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我申请到学校的地方一概是破败的工业城,而透过很多前辈与朋友的帮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参与体会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
如果要评比那个地方最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的腐朽,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市──底特律──绝对会荣登榜首。
我总是喜欢带着外来客畅游底特律,跟他们说些我知道的城里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导游”任务,是带着北京清华大学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访问学 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迟早是会崩溃的;可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他可是赞不绝口。他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 的精神文明与生产关系,但是也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我从他住的那个风光明媚的大学城载他上车之后,就不断地就”物质文明”这回事跟他拌嘴。我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分开来看的,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最高度 的生产力是会跟最悲惨的生活状况同时存在的。可他说你看看这公路修得多好,这两旁森林保存得多赏心悦目,资本主义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再怎么说,美国人在物 质上过得还是比中国好嘛,这是客观事实嘛。
到了底特律,天色已经漆黑了。我们下了交流道走上了贯穿全城最大的伍德沃大道,一路往北走。路面坑坑洞洞的,两旁水银灯坏的倒是不多。走了一两英里,我的 大陆朋友问我,这路灯后面怎么都没房子店家?我这才想到,应该走外线道让他看看。一靠过去就看清楚了,几乎所有的商店建筑都荒废了,门窗用木板钉死,被无 聊青少年涂鸦得更显阴郁。这景象绵延着过了一里又一里。我尽责地说,:”看左边那高楼,那就是通用汽车的总部”。可他眼睛死盯着路灯后的废墟,抿着嘴巴, 全不搭理我。
那一年,是现在美国自由派怀念的柯林顿时期的高成长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让日本对美国的竞争不再气势汹汹。从各方面来看,”世界汽车之都”的底特 律都应该繁荣兴旺的,而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生意也确实不差。可是底特律居民,除了有工会保障的全职工人之外,过的日子之苦,是我在台湾从未见过的。我的大陆 朋友恐怕也无从想象。
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所供膳宿的学校给穷人家 子弟。必须要供膳宿,是因为,在他们每天值勤中一再见到,黑人小区里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形极为严重,而父母多半得兼两个甚至三个差事,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关于美国的贫穷和饥饿问题,我不知跟多少留学生辩过。没几个人相信美国有人挨饿,因为他们的生活圈中只见到过体重过重的,没看过营养不良的美国人。但是即 使美国每年都必须对外霸道地推销他们的剩余粮食,国内的饥饿问题从没解决过。2006年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确实清楚明白地指出当年美国的饥饿人口高达 8550万人!而这仅仅是美国一国的状况,要公允地评估的话,必须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则全球持续维持十几亿的饥饿人口,与欧美日垄断 企业的生意兴旺,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就是资本主义。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比起我生长的台湾甚至还更为怵目惊心。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即使以全球2%的人口消费了全球40%的能源以及绝大部分包 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工出口工业的廉价消费品,即使长期以来维持着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依旧无法喂饱将近十分之一的国内人口。这种发 展,怎么会是任何自称左翼的人认为是应当追求的?
我可以理解1980年代的大陆人或许因为没见识过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而有类似”中体西用”那样认为可以只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却拒斥其他面向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我无法理解与我同样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先生怎么会有同样的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我或许比刚出国的大陆朋友知道得多。关于”实存社会主义”,可就得靠他们教育我了。而我从他们得到的讯息,与陈明忠先生的印象差距颇大。
就说文革这回事吧。跟我同辈的,文革后才上大学的,多半跟大多数台湾学生没什么两样。老师说啥他读啥,其他”课外”之事一概不管,只盼着高分毕业找个高薪 工作。而年纪大点的,经历过文革的同学,则精彩丰富得多,每个人都有种种兴趣嗜好。谈起文革时上山下乡,固然有人悲愤不已,觉得误了自己的前程。但是另一 些人则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近年来我结识的一些大陆学界朋友,谈起当年插队的那个村,也常常语气亲热得像谈自己家乡。这些各式各样的文革 回忆,我相信作为统派的陈先生结识的大陆朋友不会比我少,应该也听过,但怎么就选择只相信”十年浩劫”说呢?
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学,跟我说过文革期间当工人的经历。他是个个性温和的人,可是当工人时也贴过大字报批评厂领导,因为他跟另一个同事觉得生产流程安 排得不对劲。他说:”当时的社会气氛就会让我们这些年轻工人觉得厂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出了差错当然要纠正嘛。”他那份大字报最终没什么效果,还被领 导报复了一下,但是他总觉得这辈子没这么有尊严过。他后来被美商公司聘为工程师回大陆到合资企业做事,放假回美国时,跟我说他沮丧得不得了,因为现在的工 人全没有”主人公心态”,完全一副来打工的态度,”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进步”?可我说他们恐怕真的只是来打工的,不是什么主人公。
“主人公心态”这回事的确是中国大陆才有的概念,我认识的东德与俄国出身的朋友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说法。我曾听一个朋友讲过80年代早期她结识的一位大陆 留学生的故事。她到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了几天,有点心得。有一天下工时,就很自然地跟老板说:”我觉得咱们的工作流程有些问题,大伙开个会商量商量吧?” 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当然可以想象老板是什么反应,但是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跟我那位朋友说,从老板那一副”你疯了是吗”的表情,她才第一次体会到从小读 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怎么回事。
有趣也很讽刺的是,我在商学院修课的时候,90年代美国的企管系在”丰田式管理”的风潮下,几乎每一门课都在强调以前靠的物质刺激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如 何激励员工,让他们”感觉到对公司有所有权”,好让员工主动发挥首创精神──换句话说,把他们哄得产生了”主人公心态”,即使企业清楚明白地绝对不是员工 的。崔之元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在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密不可分 的关系。可惜他忘了提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主人公心态”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在利润属于老板,工人随时可以被解雇的资本主义企业中,那可纯粹是戏 法。
即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就是六四学运学生这一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人,也未必都相信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个官方说法。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到美国的北大学生。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满嘴马列毛到有点教条的地步了。
我当然对他思想转变的历程很好奇。他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80年代读中学时,大家都把马列毛当屁话,只是得背起来应付考试的科目。上了大学,自由主 义当然是最引人入胜的、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看到的当时中国的一切不公不义、用来打造内心的乌托邦的思想。一直到他进了监狱,才看到他从来不知道的事:牢 里的政治犯,绝大部分不是像他这样的自由派,而是文革时的造反派,从70年代末被抓,一直被关到90年代还没出来。而外界,至少他自己,完全没听过有这群 人。是跟这些这些狱友的辩论与学习,让他决定成为左派,因而卯起全力来生吞活剥以前不屑一顾的马列毛,如饥似渴地探寻他上学之后,师长们就绝口不提、学校 的中国现代史也一概不教的毛泽东时代的事。
除了大陆朋友之外,我还尽量找机会跟美国本地的左派或社运人士接触、合作、辩论。最愿意跟我辩论的是各个托洛茨基派的党派成员,其他如无政府主义或属灵倾 向的运动人士,则多半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对历史与理论问题没兴趣。托派光在纽约地区就有超过三、四十个互相对立的组织与政党,他们的主张五花八 门,有些对毛有好感,觉得毛是个不自觉的托派;有些认为毛和斯大林没什么两样,从1920年代开始就背叛革命;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古怪的,认为资本主义全 球化是个进步,会把所有的农民变成工人,而据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在与这些门派的辩论之中,我愈来愈发 现,毛泽东版本的马列主义,确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清晰、最有解释力、也最贴近现实、可以用来思考方方面面的实际运动问题的一套。
就这样,甚至还没到过中国大陆,我就成了个思想与感情上的毛派。而之后有机会到大陆各处看、四处找人谈,益发让我相信,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而陈明忠先生所赞赏的邓小平路线,非但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而且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陈明忠的”左统”主张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片面与感性经验,如何让我产生与陈明忠先生大不相同的观点,以铺陈这些在台湾也属于极少数派主张出现的脉络。我现在想开始正面响应陈明忠先生的”左统”主张中,我认为极为错误的部分。

“一国两制”是假统一
首先,陈先生支持的”一国两制”的统一路径,我认为背离了即使是最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更遑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
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内战以来的欧洲与北美资产阶级建立独立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不言而喻地成为之后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范本: 对外摆脱强权干涉、对内建立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民一律平等”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工业化、、、等等,几乎都是所有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运动的 内容。
在当代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下,受压迫国家要复制这种欧洲经验是否可能?一直是毛派和依赖理论等左翼流派同主流民族主义者观点相异之处。但是,无论是否 可能,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独立要有意义,非得达成境内所有居民,无论国藉、信仰、种族、性别、等等,法律上一律平等。如此,行政上就公开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 前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失,而资本主义号称人人在市场上公平交易的意识型态,才具有现实基础,从而资产阶级靠着经济力量,而不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占上统治地 位的正当性,才能为人信服。因此,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必须废除、”刑不上大夫”必须打倒、地方割据必须消灭。没有这些具体内容,”统一与独立的民族国家” 只是空话。陈明忠先生所提到的刘自然事件所暴露的美国在台的治外法权,就足以证明蒋家政权当年整天叨念的”中华文化复兴”是空话。
“一国两制”是什么内容呢?陈明忠先生说,照此计划统一之后,台湾将保有自己的一切制度机构、甚至军队,而且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对”台湾”好得很。我 首先不理解,作为左派的陈先生怎么也会跟国、民两党一样全称式地说”台湾”,而不问是对台湾的谁好。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根本就是虚假的统一,现实上 就是让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继续维持在美日阵营中,只是口头上说说”一个中国”而已。这算哪门子”统一”?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两岸的资产阶级早就统一了。三十年来大陆经济成长最关键、也最大的部门──加工出口工业──不仅依循台湾经验,更有台湾资本家的积极参 与,长年以来一直维持”外资”投资的第一位,同时也把依赖美日的代工模式复制到了大陆。无论立场蓝绿的大资本家,几乎没人没在大陆赚了钱的。连一些老政客 官僚们也在”国共合作”的架构下,分享到大陆国有资产流失的丰润商机,就跟他们二十年来在台湾搞的一样。统独问题,对他们来说,只是某种行政安排的问题而 已。而”一国两制”之类的分裂安排,有利于高度金融化的资本规避任何一地的行政、法律与政治监督,视需要到处跑,分散风险。这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模式是一致的。
两岸分裂的是一般劳动人民。许多台湾工人因为老板跑到大陆而失业,因而反华仇华,成为死忠台独支持者。而即使在马英九上台之后,除了为炒楼巨富铺上红地 毯、为比较富裕的观光客敞开双手之外,大陆平民百姓要合法地移民来台,依旧必须面对各种苛刻而带侮辱性的行政关卡,来台之后更要面对各种法律、行政、与社 会歧视。
不仅名义上处于分裂分治状态的台湾是这样,名义上已经纳入”一国两制”的港澳,对于大陆人的阶级差别待遇更是明显。贪官污吏富豪巨绅要去置产炒楼炒股炒期 货,通行无阻,但是社会最底层,最受歧视的、过得最苦的人,依旧是困居在天水围等低收入小区的大陆新移民。在港澳,连外籍家佣受到的保障都比大陆新移民 多。
连保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得讲究保障最起码的人民平等权利。一国两制却是从体制上去制造和巩固人民之间的差别。这种作法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难道不是对立的吗?
不能否认二十余年来台湾与大陆单向的交流,在许多层面上增进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一些了解,许多个人层次上的亲密缘分时常出现。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在资本流 动之下生计备受威胁的台湾中下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没有进步运动提供另一个视野之下,日益增生恐惧饭碗被抢之下的仇华心结;这些交流也不妨碍大陆工人 亲身体验到台商公司为了赶单价日低、交期日逼、质量要求日高的美国订单,极力压榨受雇者,从而总结出面目狰狞的台湾人印象。这些活生生的每日经验,比什么 人的宣传、比历史残留的省籍情节,都更有力地日复一日地在分裂两岸人民。

“改革开放”不是新民主主义
陈明忠先生认为现阶段中国正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来的阶段性口号──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利用资本主 义、又限制资本主义,先让中国富强起来,但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大目标。而陈先生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穷国怎么实行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 度发达的社会,也许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
我必须反对陈先生的这些主张。我认为他既误解了新民主主义的内涵与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的理解极为片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19世纪末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甚至还寄希望于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未来学家”们的空谈。
中国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是列宁主义者对二十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最重大的贡献。在这个路线下各国人民的革命,对资本 主义/帝国主义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波重大的挑战。这个路线,具体地来说就是,在落后国家,由工人与农民的联盟为主体,以工人阶级政党为实质的推动者,联合一 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社会阶层,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取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土地改革等民主要求的实现、以及服务于国内需要的民 族工业化,然后不间断地迈向社会主义过渡。
以上路线的基础是从列宁以来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而此种分析区别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流派。

上个世纪之交的欧美各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占主导地位的主张的确是类似陈明忠先生那样的,认为任何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得重演西欧的过去:先是资本主义 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殖民地问题,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拿着”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教条,实质上宣传西方左派不应反对帝 国主义扩张,因为这会消灭落后地区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把”未开化民族”带进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他们主张的是”文明”的殖民地政策。伯恩斯 坦本人尤其大力支持德国进占中国的胶州湾,以”散布文明”。
但是列宁及其同代与之后的追随者认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可能重复西欧的历史发展,因为帝国主义会扼杀各地民族资产阶级的萌发、扶植出 为帝国主义中心服务的发展模式,将这些地方置于经济上永远的庸属位置。各种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因素,俄罗斯的沙皇专制、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摇摇欲坠的满清 王朝及其后的军阀割据、等等,非但不会被帝国主义消灭而取代为西欧北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凡而会被帝国主义者强化巩固并利用来为其资本积累服务。因此,落 后国家的工人、农民应该扛起以前在西欧各国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历史任务。
1949年的中国革命可说是将这种路线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随后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抗运动纷纷举起”打倒三座大山”的旗帜风起云涌地起义,1975年越南的统一与独立可说达到最颠峰,之后则一路下滑。
列宁主义的民族解放计划的重点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虚弱,革命后的工业化必须主要由国家来推动,列宁称这个阶段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没有资本家的资 本主义”,依旧具有资本主义的许多矛盾必须面对。中国大陆1978年至今的发展是颠倒的。在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中,硬生生地创造出了一个资产阶级。198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有计划地把过去辛苦建立起来的服务于本国需要的民族工业给瓦解掉,而把中国的经济成长重心放在台湾式的加工出口工业,为美、日、欧大企 业提供低工资、高污染的代工,服务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积累的需求。
陈先生寄望的未来的”知识经济”其实早已实现,而且是当今中国经济之所以依附于美、日、欧的核心问题。在WTO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之下,过去以科技教育扶 持民族工业化的作法已经不切实际了。”懂得做”不见得就”可以做”。中国培育再多的技术人才与研发能力,不纳贡给掌握知识产权的外国垄断企业,就是不准 做。2005年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批评二十余年来汽车工业与外资合作的”市场换技术”策略完全失败,导致中国汽车市场被外资垄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无法 反帝、甚至积极服务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发展,怎么能跟”新民主主义”相提并论呢?
到现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政府一手打造的”新兴社会阶层”,即资产阶级,非但可以靠着发家致富受褒扬、入共产党,还可以在中共17大上坐上主席台。从 2004年关于这群人的”第一桶金”哪来的争论被中共高层硬生生地喊停这个事件,清楚地说明了问题:贪污腐败、盗窃国产与集体财产,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们不清楚大陆社会”来回避问题。我不懂的是,如果他们那么强烈地自认为是中国人,怎么三十年来对于中国事都还”不清楚”呢?当他们赞扬中国改革后的经 济成就时,难道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劳动人民和自然环境所遭受的对待?或是,他们就跟任何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一样,认为这些不公不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 代价。那么,他们在哪个意义上可以称自己为”左派”呢?至于陈先生提出的”有高度生产力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正是邓小平以来中共领导者一再强调的第二国际教条。这个”先富起来才能革命”的逻辑永远必须面对一个 问题:富到什么程度才算够格可以革命?美国这个国家够富、够强了吧?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在一些宗派的小册子上,至今可看得出一丝端倪?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陈明忠先生说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为没有一本好书,只知道是一场浩劫。我同样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关心、好奇,也只能有片段的认识。因为直 到这一两年来,文革在中国大陆是不准讨论的,只有跑到海外以反共专家为业的人可以写大部头的”十年浩劫史”之类的书,而真正积极参与在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 中的人,在国内,要不就不说,想说的却不准说。一位我认为是真正的左统派的朋友在台湾办的《批判与再造》杂志,最近四、五年来成了一些幸存的文革造反派发 表文章的园地,毋宁是帮台湾左派尽了一些应尽的责任。
我不打算在此为文革翻案。的确,文革是失败的。当初文革想打击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内一小撮当权派”,之后牢牢地当了权,子子孙孙也都发了财。经历过文 革的几亿人有几亿个不同的复杂经验,很多人是负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这些历史,在中国大陆看来可能正逐渐允许讨论的状况下,是有可能愈来愈清楚的。 在此,我只想说,没有文革,马克思主义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遗绪,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产生了鲜活的各种进步实践。
骂文革把中国搞得大乱、搞成无政府状态的人,如果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回去重新看《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基本文献。从马克思到列宁、甚 至连名声狼籍的斯大林,都一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的专政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要消亡、消亡的物质基础就在于解决脑 体力分工、城乡矛盾等各种矛盾、”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是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列宁清楚明白地指出:”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 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对剥削者。”[2] 毛泽东反复地在各个场合讲共产党一定会消灭,甚至说:”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3] 这当然不是附和蒋介石,而是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核心信念。在这个主张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民主运动传统,并往前推进。 去掉了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后的苏联,非常确定地绝不是一个意图走向”国家消亡”的暂时政体,反而不断巩固党和国家的权威,把国家资本主义当成不朽的最终目的。我不懂 为什么陈明忠先生把苏联称为”极左”。历代的观察研究都发现,在苏联的企业中,和资本主义企业没什么两样,有层层的官僚,经理掌握支配工人劳动力的权力, 而工人只是来上班听命的,差别只是福利比较好、职位有保障。”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这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同样实施计划生产,通 用汽车公司还一度是全球产值最大的计划经济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苏论战中首先对苏联体制开炮。除了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头到 底还有没有阶级矛盾的问题。当时的中共认为,即使法权上取消掉生产资料的私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配合的劳动过程中的指挥与被指挥关系、分配上的剥削与被 剥削关系,依旧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因而还存在阶级矛盾,必须解决。对许多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苏论战是让他们重新看到社会主义运动还有生 命力的关键事件。
除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脑体力分工关系、城乡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泽东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关系:重工 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还说了一定会有更多矛盾。当时,他以独特的辩证 法中关于矛盾的不同性质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对抗性的,而以主观努力解决,但也可能解决不了、变成对抗性的。解决了矛盾,就往社会主义过渡又迈 进了一步。
绝大部分解决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层群众发展出来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放手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 中共在长期内战中发展出的信念。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张苏联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派与毛泽东这派之间的矛盾,显然已经发展成了无法调和的对 抗性矛盾,因而文革发生,毛的路线一时占了上风,直到1976-78年才归于失败。但是,没有这最后奋力一击,没有这史无前例的以国家力量试图推动国家消 亡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早就干瘪贫乏得无人问津了。但是,反对专家至上、反对包办主义命令主义、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主人公心态”──文革时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发展工作、社会 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和更多领域中,以 “empowerment”(译为赋权、培力、增能、等等)这个英文字眼活了下来,发扬光大。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炼钢”中所提出的”大、新、洋与小、 土、群”的结合,现在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主流机构的官方政策,名为”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改良措施,几乎无处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遗产。让我觉得痛心的是,许多在中国大陆包外国基金会搞各种项目的中国大 陆学者,或许是由于对文革的重大隔阂,必须用英文来说这些听来颇玄奥的洋概念,而不知这些其实都是”出口转内销”。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肯定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是二十世纪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挑战,而文革是这个运动的最高潮,那么包括文革在 内的这整个世纪的运动的失败与成就,二十一世纪的左派都应该批判地继承下来。我认为这是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态度──正视历史,从历史中反省学习。自从 1980年代,社会主义加民族解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从节节败退终至溃散以来,许多各地的进步人士纷纷急着与这个传统划清界限,以图重新打造全新的愿 景。问题是,无论如何,面对帝国主义依旧称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带来重重苦难、甚至极可能通过环境灾难而消灭全人类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依旧必须像前人 一样构思出路、构思推翻并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二十世纪革命经验,会使得我们在思考出路问题时,仅剩下空想一途。
注:
[1]当时党外/民进党批评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恣意糟蹋台湾环境与人民,是由于他们口袋里放了只牙刷,随时准备等老共一攻来就逃到美国去,所以无须爱惜这块土地,因此谓之”牙刷主义”。
[2]《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2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9页
陈信行现任教于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学与技术研究(STS)与劳工研究,著作包括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民社会与跨国阶级政治〉等学术文章以及发表于「苦劳网」、《批判与再造》、《左翼》等处的评论与报导。
原载台湾《思想》杂志第10期,2008年9月

Friday, February 6, 2009

Read for the Hint: Revolutionary What?


Reading the metaphor: Der Vorleser (The Reader)


It is usually incompetently silly to argue against an established film critic, when oneself is not. It is equally silly to get mad at the IMDB rating of any film, especially when one can cast but one vote and understands the absurdity of (internet) democracy. Yet after reading a New Yorker critic trashing The Reader which I completely enjoy, and after finding out that The Revolutionary Road by which I am completely appalled sits comfortably on a 7.8-out-of-10 rating, just like The Reader; I could not but undertake the doubly-silly task to argue against the critic and the IMDB and ask: Why is it that the imbecile blindness of the Revolutionary Road gets embraced on IMDB, while the metaphoric insight and brilliancy of The Reader escape critical attention of The New Yorker?

Let us start with "the critical attention" first. In regard to The Reader (2008) as this year's Oscar pick, Mr. David Denby says, the "preening importance" of Bernard Schlink's novel The Reader (Der Vorleser) is "not justified by what's onscreen". Moreover, "Schlink's intelligent book has been frozen in marmoreal stillness and hoisted onto a pedestal. His resonant reflections on postwar German guilt have been dropped... the movie goes dead." And by concurring with another film critic, Mr. Denby labels The Reader as "shaky and sentimental".

I haven't read the Schlink book, either English or German; but isn't it the standard practice to separate the film adaptation from the novel or the screen play? Is it not the case that even if the adaptation is incorrigibly worthless, the critic ought to constrain him/herself from privileging "the original" as the sole yardstick for aesthetic judgement? Then comes Mr. Denby's point about The Reader being "frozen" and "dead". If an artwork as intricately layered as The Reader still counts as "dead", then one could not possibly defend a work like Revolutionary Road with no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whatsoever. In The Reader, we have a woman with eros and secrets, a former SS guard who fights to conceal her illiteracy, who spends a life-time trying to read into and out of her Nazi past. In short, The Reader is capable of developments. Even the startling nudity and sexual intimacy, far from going stagnant (unlike for example, Lust, Caution), legitimize themselves as the political and metaphorical layers of the film unfol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ost serious charge laid against the film is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how on earth is the "resonant reflections on postwar German guilt... dropped"? Is the reflection of guilt not in the title? Is it not in the symbolic scenes of reading aloud (vorlesen) and listening? Is it not screaming out in the metaphor of "illiteracy"? And do you not read it in the last words of Hanna Schimitz and in the ceremonious delivery of the tea can amid the New York sirens and the reconciliatory silence? The obsession of "die Verganenheitsbewaetigung" (the German word for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deposits itself beautifully in the struggle to make sense of what one reads and is read aloud to. The hint is explicit, so pick it up.

The exact reason constitutes my obje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y Road. The sign of stupidity - not just the stupidity of the hubris American middle-class living in the suburbs, but also the stupidity of the story which fails to register such stupidity - is explicit. It is in fact so explicit that it would be really stupid not to acknowledge it. The adulteries are dull; the bourgeois cowardice is insipid. We see Madame Bovary (indeed, both Emma and April yearn for Paris) in the American suburbs; we see Desperate Housewife in the 1950s. Don't get me wrong: there could be something genuinely moving about the disappointments in life and the nowhere-ness of the bourgeois life;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the film's timidness to stick with the real despair it discovers in passing. In the scene where April Wheeler convinces her husband to move to Paris, she spells out the great conspiracy underlying their existential crisis: the pretense of their superiority does not validate their gloominess but rather prevents them from recognizing their own mundaneness, and hence from getting real about their journey to the west, in search of happiness via hard and solid work. To translate April's self-critique into Marxist analysis: one needs to get real about the true boredom of the bourgeois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order to appreciate and seize the proletariat moment of revolutionary impulse. Yes, that is what "revolution" means. And yes, April has actually laid the cards out. It is in fact April's fleeting moment of honesty that lends the romanticization of Paris wee bit of credibility. What is amazingly embarrassing is how soon the ephemeral clarity gets deluded and never picked up again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story, which becomes virtually a gendered sequel to the castrating Little Children. As soon as April gushes to Frank,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and hence you deserve better, we know that there is not going to be anything revolutionary on the revolutionary road.

However, the last scene redeems the "dead" and "frozen" Revolutionary Road. In the last shot of Mr. Givings, the husband of the real estate manager, the father of the lunatic and level-headed mathematician, while his wife denounces the Wheelers for their "superiority" to justify her own, he tunes her out! Well done, old pa! Who hasn't heard enough of the bourgeois boredom syndrome? Get real and please, just pick up the hint.

Wednesday, February 4, 2009

薔薇のない花屋



今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看完了『薔薇のない花屋』(《没有玫瑰的花店》)。想当年看《白色巨塔》也就不过如此。

近日受卢卡奇荼毒甚深。然则为秉持其革命造反精神,所以本则简短剧评从卢卡奇同志最不待见的“直接反应”开始。『薔薇のない花屋』是一个活雷锋学会与幸福共存的故事,是两个女人找到幸福与和解(与自己和世界的和解)的故事,是玫瑰们等待拔刺的童话故事。可是啊,就这么一枚痛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原子化、信仰乌托邦世界之平等友爱的童话幻境,也能把我煽成这样。经过反省,主要原因如下:一、我竟然认识女主角(她不认识我呢);二、小朋友太可爱(这么着说日文,本人就有兴趣了);三、“生离死别”惨得一点也不“作”。

接下来,继续以卢卡奇同志关心的“形式”问题考量本剧。我想请问编剧野岛伸司的问题是:为虾米每个角色都有这么多的台词?男女主角和可爱小朋友的心情,以及各种“左冷禅”式的阴谋阳谋,都要由他人帮观众讲解,这不是藐视群众智商,是虾米?电视剧又不是元杂剧(对不起啊,联想之跳跃,完全受制于旁听课之内容),没有布景,所以演员只能不停解释。电视剧也不是话剧,话剧演员彪台词,那是见功力的本事。但是电视剧一直“没有这种事”,“想见你”,“我没有关系”。两个字:“碎烦”。不过摸着良心仔细想:古今中外的电视剧,尤其肥皂剧,还不都是verbose到厚颜无耻?难道归根结底是镜头太弱,布景没视觉深度?有可能。。。

然则,消耗大量面巾纸的『薔薇のない花屋』,毕竟是关心“人”的青春励志电视剧。力量之强大,连三浦友和都愿意出马客串!啊,那是山口百惠热爱的男人呢。就算老了老了,还有国王一般的威严。三浦先生灰白头发的侧脸,很像近日被我评为人生上过最了不起的课的H教授,那是一位讲卢卡奇和他的同志们的国王教授。所以,作为最后诘问,请教卢卡奇同志:使用现代主义手法、批判现代社会黑暗面的『薔薇のない花屋』,算不算批判写实主义的好作品呢?

PS: 我也要(种)『薔薇』。

Tuesday, January 20, 2009

"You gotta move" (2009.1.20)


(The Obama inauguration day @ one of his alma maters)

Due to the brazen lateness and laziness of this entry as a piece of quasi-report on the historical Obama-inauguration, I shall be brief. :)

I regretted not bringing my camera to school on January 20, 2009,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spectacle of the new-found political zest of this country, but rather the stand-in opposite of it: the uncontainable apathy, unwittingly betrayed and astutely captured by a CU photographer from whom I borrow the picture that is inserted above.

Apathy? Yes. As Obama acknowledged Mr. Bush's efforts and legacy of his two terms, as the camera panned over to find the by-now EX-president, the Washington crowd politely and generously applauded and cheered. Yet, some 224 kilometers eastward, at the heart of one of the Obama boot-camps, in front of the grotesquely huge "Jumbo Tron" screen, a tacit crowd, as you see in the picture, remained silent. Unanimously and apathetically silent.

Unanimous except a dozen of security guards scattered on the plaza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were behaving and the order maintained. One of them was trying hard to keep people off the turning corner of the stairs leading up toward the library so that an exit remained clear. Being stuck behind the security guard and after listening to his "order-keeping" for nearly half an hour in the cold, I was growing paranoid. Suddenly in that moment of collective silence and apathy, I finally heard what the guard was saying, "You gotta move!" Allegorically, "You gotta move".

As the EX-president finally boarded his plane and submitted to his destiny of "you gotta move", like the crowd, I reached out for euphoria. After all, it is the worst of times; it is the best of times. And we have all got to move. Maybe Yeats was right:"Brood on hopes and fear no more". We gotta move.

Tuesday, January 6, 2009

It's Said

A. Edward Said@Charlie Rose's show, 1994年8月8日 (1:06-29:57)

摘要:

13:54, 阿拉法特应该下台一鞠躬。

16:22, Said:哈马斯初期曾被以色列支持。(如果萨义德没有说错,那今日以色列入侵加沙,不就是另一场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17:07, Said:以色列曾盘算让阿拉法特作为其在加沙的enforcer.

26:00, Said回答Rose提问:你的疾病如何影响你看待这个问题(巴以)?






B. 摘录北岛《午夜之门》,2002年受阿拉法特接见(《失败之书》,p.200.):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盘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道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莱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画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案:本学期德文课,有来自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高个男生一位。学期初请教其家乡:巴勒斯坦。学期末他再讲起家乡:以色列。并补充说:巴勒斯坦以色列,不是一样么?
他一定不住加沙。

Sunday, January 4, 2009

奢靡的实践

《荒人手记》得奖感言—— 朱天文 :《奢靡的实践 》

非常,非常感谢人间副刊为这个长篇小说奖争取到的一百万奖金。
它真是好大一笔钱,大到使我过去三年隐于市尘的生活,看起来不至于是个秀逗。而且大到可以支撑我未来三年暂无生计之忧的,放胆去进行另一场蔓杂无效率的写作探险。
九一年二月,交出「戏梦人生」分场剧本之后,我开始下决心写长篇。所谓下决心,就是根本不要考虑发表、刊载这件事了。换言之,写长篇的命运不过只是自己写给自己看,或再多一点,像昔日曹氏的手抄本在朋友亲戚之间传阅罢了。写长篇,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存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何等无聊的证明,何等奢靡的实践。 ) 本来在写的是「日神的后裔」,写了五万字作废。 九二年十月改写目前这部小说,原题叫「寂寞之乡」,后来改成「航向色情乌托邦」,完稿投寄前才定名为现在的「荒人手记」。
隐居写长篇的这段期间,由于我的妹妹朱天心跟她先生参加了当时朱高正的社民党,每个星期三下午去青岛东路开会,因此都是我坐公车去接幼儿园的盟盟,那是我极有限跨出家门的机会之一。以及,那年年底帮朱高正、林正杰的竞选立法委员站过台。一介布衣,日日目睹以李氏为中心的政商经济结构于焉完成,几年之内台湾贫富差距急骤恶化,当权为一人修宪令举国法政学者瞠目结舌,而最大反对党基于各种情结、迷思,遂自废武功的毫无办法尽监督之责上演着千百荒唐闹剧。身为小民,除了闭门写长篇还能做什么呢?
结果写长篇,变成了对现状难以忍受的脱逃。放弃沟通也好,拒绝势之所趋也好,这样的人,在这部小说中以一名男同性恋者出现,但更多时候,他可能更多属于一种人类——荒人。
我亦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也是我的师友、同业),对如此一名荒人的谅解、支持。有好长一段日子,他们唯恐我只写电影剧本不写小说了,不时小心婉转的探问一声:「要开始写小说了吗?」

案:新年第一部完整看完的小说。一个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