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

因为诚实，对于某些幸福必须狂放表达；
因为诚实，对于另一些情愫只好缄默谨慎；
因为诚实，大多数时刻我们只好承认“不知道”；
因为诚实，不合时宜的片段里，我们只能举手说“知道”；
因为诚实，某学术女青年决心夜半整理两个月的颓唐心情，并得出“还是好好念书”的结论；
因为诚实，另一学术女青年只能瞪眼看众学术男青年热情而白目地套瓷， 并进行“还是要看本事”的反省；
因为诚实，又一学术女青年在一个小时的时差外，心甘情愿把部落格变成中英文对照美食教学手册；
因为诚实，本人在教堂的对面，在公车的左边，在凌晨的键盘声里，惶惑于万圣节讲汉字的幽灵，会有什么后果。
诚实地说：我困了。

"Procrastination"

Tales Of Mere Existence "Procrastination"

Noch kein Papier geschrieben. Ich bin eine Künstlerin des Aufschubs.
Die ganze Welt ist kapput. Island ist eben zahlungsunfähig. Was ist der Sinn des Schreibens meines "Specular Ökonomien" Papiers...? Hmm. Gute Frage.
(Right, I do write idiotically in German, which supposedly will make me a tiny wee bit more comfortable writing in English...)

“配不上”

6分00秒-6分11秒。梁文道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超级大国，这个选一个总统选得像跟世界总统似的国家，它的内部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是配不上这个地位的。”
Awesome! In words of Kongfu Panda PO, "There is no charge for awesom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补充梁道长发言：这个可怕的19世纪女人发布的更恐怖的言论是——进军伊拉克是上帝的旨意。
造孽。有强权就有白痴——捍卫自己白痴的白痴。
…………
另：Merrill Lynch竟然只卖了500亿（扁家起码也有5000万。乱世里洗的钱就这么乱世里不见了）。BOA不会是下一个吧。。。今天纽约（或者是世界各地？）高空要注意安全。。。NYT头条在这里。

九月四

罪恶阳光新学期拉开帷幕。我决心活着。

今日（其实是昨日哈）帮有信仰的小朋友庆生。自觉做好事一件。

听魔幻劲爆爱情故事一枚。真心诚意向Angela同志表示祝贺和祝福！并呼唤正经的近/合照~~~

谨记众人“早睡”劝告。睡觉去鸟。

PS: 择日将致电朱丽叶口口羊大头鱼。望同志们留言告知合适时间。

台湾一：青天白日

入境中华民国，已经超过三个礼拜。一开始不写日志，是因为忙着玩。后来不写日志，是没有网。再后来不写日志，是因为一回到阳明山上的房间，就要对付跳蚤，弄得心惊胆战怨气连天。如今台风凤凰已然过境，听过了窗外一整夜的风声鹤唳，意识到再有两个礼拜，我就要回家；再不记录，最原初的观感就要让位给“总体性游记”了。而原初观感里，最重要的一件，跟青天白日旗有关。倒不是大陆人民神经过分敏感，也并不全然是台湾人民过分热爱国旗，我更不准备展开想象共同体和国族主义批判。只是那些有青天白日做背景的场景，实在有趣得紧。


一 机场之青天白日

当日落地，飞机滑行。赫然发现桃园国际机场大楼正中心，悬挂巨幅青天白日旗一面。顿时困意全无，开始回想我去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里，有没有哪一国给机场大楼挂国旗？猛然发现这是头一遭。想来在机场挂国旗确实也多余。上了飞机的人们，本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只要顺利被空服人员放进机舱，基本都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一国。登机牌、空哥空姐、机舱内屏幕，时不时都会提醒飞行的方向，目的地的温度湿度。本国人会或安慰或忐忑地知道自己离家更近了；外国人会或兴奋或无奈地知道自己离家更远了，且会意识到花了买路钱的签证，不久就要用上了。所以，机场的国旗的指示性功能是多余的。这种特别的指示，俨然是强调的意思。

我心知肚明：强调的作用，是不可以拿出来讨论的。然而，接下来的几天，被亲爱的朋友们包围，沉静在花莲的好山好水里，忍不住在看到民宿门口的一片青天白日后，脱口而出：为什么机场要挂国旗？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眼见青天白日无所不在，被逼的只能说：我们能挂就挂啦。朋友大概可以原谅我，朋友的朋友估计还是记仇。泛舟鲤鱼潭之时，闲聊中终于出现了“你们国家”的论述。眼见薄雾迷蒙，于山间悠然穿行；水鸟娉婷，在水面怡然划过，我也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后来看到（坐在敦南诚品总店的地板上看《十年一觉电影梦》），鲤鱼潭是当年李安差点丢了小命的地方。在花莲受国语美式小学教育的李公子，即将去台南接受台语日式魔鬼训练，当下鲤鱼潭里风景绰约，李公子一激动，掉进湖里，幸好李妈妈舍命搭救，当年的潭水正好到李妈妈的眼角。不知道李公子苦学台语的日子里，有没有过“我们国家”的困惑和混乱。

二 中正纪念堂及计程车之青天白日

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在故宫博物院、国父纪念馆、总统府、检察院立法院行政院，看到青天白日。我的盖着毛公鼎的爪子和青天白日也有了第一张合影（图一）。（这是第一次去故宫，到台北的第二天，路有奇遇：在士林等公车，手拎油饭一包，被一位故宫青瓷专家轻易捡到，顺便“带”进了故宫。）我甚至站在北一女的门口，给酷日下摇曳在总统府顶上的青天白日扫了一段视频。截止目前，被我评为台北最阴郁美丽的建筑“台北宾馆”也不能没有青天白日（图二）。

通常下山来游荡，总是会弄得筋疲力尽。大概是因为上山太闷、心理太不平衡，认定下山来就要暴走个够本。那个周六，我直走到两腿发麻，瘫坐在中正纪念堂（台湾民主纪念馆。而广场外不远，就有抗议民众要求新政府遵守诺言，法办阿扁，恢复中正纪念堂正名<图三>）的台阶上，等待日落。未料想，降国旗仪式开始。国旗歌言简意赅，两位国旗班先生干净利落且极具仪式感地迎接青天白日重回地面。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是为数不多静默站立的民众之一。愉快地活动着的是大多数：吃花枝丸的，喝酸梅汤的，吹泡泡的，聊天的，拍照的，手拉手往前走的……我一直不好意思也拿出相机来拍，直到发现大家都在动。于是，抢到一个仪式尾声的画面（图四）。

我对于仪式之不够庄严肃穆，始终耿耿于怀。第二天，在计程车上问朋友：没有国旗法规定升降国旗时，不能动吗？学法律出身的朋友说：应该没有这条法律；现如今就算有，制约力也微乎其微。司机先生忍不住了：没有啦，宪兵队还是有啦。正好车行宪兵队市中心某大楼。司机先生开始得意地怀旧：想当年他是保卫两蒋的宪兵呢。作为总统保安、军警纠察和司法警察，当年宪兵是最“夯”的，相貌体格都要经过特别考量；训练量之大，以至于擒拿格斗的时候，自己都惊讶怎么就变成铁人了。我问说宪兵待遇会不会好一点。回答是每天多加一颗蛋。话锋一转，司机先生慨叹世风日下，阿扁的宪兵都变成孱弱的四眼书生了。这些书生哪里担得起他们当年的酷刑，“挡不住”（闽南语发音：dong4 wei3 diao2）啊。

三 二二八纪念馆之白日青天

朱朱交代我一定要去二二八纪念馆。地图显示，这座历史性批判威权暴政的纪念馆，竟然离哈日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心的西门町不远，竟然就在总统府对面。某周末一早，穿过凯达格兰大道的一片青天白日，我摸进了二二八和平公园。出了公园才想起来，这个朱天心笔下的“新公园”，就是传说中蔡康永领张国荣参观过的“同志公园”。二二八，新公园，同志，三位一体。混杂的公园，含混的历史。

二二八纪念馆自然在二二八公园里面，曾经是日据时代的台北放送局。学生票NT10块。在1947年的初春，官民两方都在这里发表演讲。进门，抵押学生证，领取导览机，柜台阿姨一直跟我讲台语，小心翼翼把我的学生证收到一个编码塑料袋里。导览提供三种语言：中，英，日。大厅里的介绍片则有两个语言版本：闽南语发声的版本配的是日文字幕；国语发音的是英文字幕。两个版本看完（我看得很慢。如此之慢，以至于纪念馆工作人员认为我看得非常认真，而颁发给我只颁发给“用心观看”的游客的二二八小册子），不得不感叹：语言的亲疏，可见一斑。

展览做得很用心也很用力（其实总统府一直到中正这一区，都很用心也很用力。国族建构得很用心也很用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种国族建构的力量打拼得很用心也很用力）。我终于知道了蒋渭水是何许人也，也知道了台湾民众党才是台湾第一个本土自发政党，晓得了孙立人，看到了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团里陈水扁和谢长廷曾经如何意气风发同仇敌忾。

说回正题：白日青天。原来45年国军接收台湾，台湾人民为表达热爱祖国、游子盼归的心声，自组欢迎团到码头上大街，欢迎国军。欢迎祖国，需要符号帮助表达。青天白日旗，当然是首选。只是当年大家还不认识青天白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自发制作的国旗，竟然把白日放到了反方向。于是，大家拿着白日青天旗（图五），高高兴兴地“欢迎祖国”，“庆祝光复”。而二二八，是后来的事，不远的后来的事。

四 士林官邸附近垃圾堆边之青天白日

最后这面青天白日，出现在士林官邸附近的垃圾堆边。某个周日，二进宫去故宫（一天半的时间，就大概能比较认真地看完所有的展室。故宫山下斜对面有两家小饭店，卫生状况虽然堪忧，然则还是中午觅食裹腹的好地方。另：我开始相信，天朝故宫里东西不比外双溪的故宫少，只是还没拿出来。这话说的。。。）。故宫五点闭馆，头顶的青天白日降下。我需倒车回阳明山。不想坐过站，径直到了士林官邸。

于士林官邸遇到可爱父女一对，够得两蒋风华明信片一组。其中一张是马英九先生跪地为蒋经国总统和美某参议员做翻译（纪念品店里的小报说：马总统当年浅笑一抹，迷倒众生万千）。往回走，去公车站。一个老伯一直走在我前面，走走停停，用雨伞拨垃圾桶。正值晚饭时间，我需要带食物上山（山上真的虾米都没有）。看见一家开封包子铺，打烊前处理最后几个包子，于是给老伯多买一个韭菜包子。我追上他要给他包子的时候，他正低头专注地拨垃圾。我径直说：给您多买了一个包子。老伯抬头，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赫然闪现。传说中的老兵。老伯以一种熟练的自嘲的神态，标准山东口音，笑呵呵地说：可是俺莫带钱啊。我表示不用。他继续笑：介个不好意思吧。我表示不会。

我调头走回车站，回头看到一个结实而瘦小的身影，坐在路边吃包子。我后悔应该把所有的包子都给他。青天白日，韭菜包子。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转载《亚洲周刊•孟京辉专访》

这是饥饿艺术家们五个月前的访问。
我以为我能在台北诚品翻到饥饿艺术家们和自己的名字。
见到诚品的第一个周三晚，正准备上阳明山，薄薄的《亚洲周刊》出到27期。
再见诚品的周三晚，我为了跳蚤包下山来。一名没有健保福利的外国人，在离开国父纪念馆附近的皮肤科后，走路到诚品总店。《亚洲周刊》出到了29期。就这样，我错过了出现在28期的我的和饥饿艺术家的名字。
两周山上的日子，以此为念。祝饥饿艺术家们演出顺利。并谢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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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28期
二零零八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十日，暌違多年，導演孟京輝、編劇廖一梅將攜二零零八新版《戀愛的犀牛》登陸北京、上海，續寫小劇場上座率奇蹟。亞洲週刊在紐約曼哈頓採訪了孟京輝。以下是採訪摘要：


您說您對現代派戲劇最初感興趣是從中戲圖書館裏的照片開始的。這話說得太像蘇珊•桑塔格了，您到底在那個時候從照片裏看到了什麼？


其實都是視覺帶來的東西。很多年前，我就對百老匯戲劇不感興趣。我當時不知道百老匯多好對壞，光看照片，就對它完全沒有興趣。可我一看《等待戈多》（又譯作《等待果陀》），怪怪的，三個人，黑白照片，頓時就對歐洲發生興趣。當然，那也是因為歐洲也向我們這些年輕的戲劇狂熱分子們張開了懷抱。那時候剛畢業，有時間和機會去歐洲。我們沒有途徑接觸到影像資料。中央戲劇學院資料室雖然有，但是也很難看到。


我記得當時有蘇聯和德國的作品，比如《海鷗》。於是一看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戲，一看彼德•布魯克（Peter Brook）的戲，還有法國的莫努虛金（Ariane Mnouchkine），就發現完全不一樣，就覺得中國多需要這樣的作品。人家這個多帶勁多酷啊。同時也覺得自己掌握了打開某扇窗戶的鑰匙。當時就把百老匯和商業性的戲劇完全排除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了。


所以完全憑的是審美的直覺？


沒錯。還有當時的八五美術思潮。星星美術畫展、廈門達達，等等。小說就是王朔的小說，音樂就是崔健的音樂。所以我們的作品裏有玩世，有美術思潮帶來的視覺的部分，還有音樂。按理說戲劇應該是最前端的藝術，但那時不是，受到的是其他各門類的影響。


那您當時讀到的都是什麼作品呢？劇本多嗎？


文學作品就很多了，比如《百年孤獨》。但是劇本不太讀得到。能找到的多是當時翻譯過來的荒誕派戲劇。比如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金•尤奈斯庫的《犀牛》和《禿頭歌女》。


您一直說您是反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學派的？


其實我不是反對。我是認真地繼承斯派的。我敢說在中央戲劇學院，即便時至今日，真正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沒有幾個。我算一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一百年前，是絕對的先鋒。有一次我們見到了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那是命名「荒誕派」戲劇的大師。他到中央戲劇學院講課，我就問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當時到底反對的是什麼呢？他回答：斯氏反對的是那個時代流行的體操式的、拿捏姿態的表演。那種表演當然無聊。但是斯派發展了一百年，有很多鮮活的東西沒有被人發現，倒是特別制式的東西被人奉為經典。其實這是錯誤的理解。所以我們需要精神地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讓他成為活的、和當下有聯繫的體系。


這就牽涉到現實主義的問題。您經常說「庸俗現實主義」，是什麼意思？


庸俗現實主義，小名「庸現」。是一個形容，不是一個界定。我們說那是「濺滿了生活泥漿的戲劇」，連素描都談不上。但是，就像理解斯派一樣，如果把現實主義當成一個「好詞」，那現實主義發展的空間其實挺大的。


比如《鏡花水月》的打亂夢境和現實，也是您的一種現實主義嗎？


對，我是開放的現實主義。


雖然《戀愛的犀牛》創下的是連演四十場、場場上座率超過百分之百的小劇場奇蹟，但是您的作品的傳播方式不僅僅只是在劇場，網絡和光碟都有作用。您怎麼看？


我沒想到有這個媒介。這種傳播方式可能是當代媒體傳播的新方式，我覺得很好，但是必須有幾個條件來培養這個媒介。比如說，概念。因為別人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讓別人知道：哦，他搞的是實驗戲劇。雖然不知道實驗戲劇是什麼東西，但是它是個文化概念。另外從創作的角度來講，應該很寬容地接受誤讀。


您自己的作品裏就有很多的多媒體的元素。有很多的音樂，似乎還很強調彈吉他。《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根據意大利編劇兼導演達里奧•福Dario Fu作品改編）裏，您自己還上台彈、唱、演。那段音樂是自己寫的嗎？


不是，是專門找人寫的。我上台演出，是因為和前一個戲的演員較勁。我排前面那個戲叫《壞話一條街》，我讓演員們唱歌，讓他們發出一些達達主義的聲音。他們說：我們是話劇演員，不會唱歌。我就說了：我是導演我都能唱歌。我有點較勁。後來我發現也沒有必要。不過從某種角度來說，達里奧•福自己也是全方位的導演、編劇和演員。


您與達里奧•福見過嗎？


見過，我跟廖一梅在九八年底見的他，剛排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我們親自專門跑到米蘭去見他的，他就接待我們。給我印象特深的是，在他那個工作室的上面有好多面具。他收藏各國各地的面具。


（坐在一旁的廖一梅補充說：「達里奧•福的女秘書的手機鈴聲是國際歌。回國後，孟京輝也把我的手機鈴聲變成了國際歌。」）


對，他特棒。關鍵是他不會說英文，我說一點兒英文，他的女秘書說英文，然後我們就亂七八糟差不多（地說）。我送給他我們的劇照，他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說什麼。後來，幾年之後，我們帶著《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去都靈青年藝術節演出，達里奧•福也在那裏，親自看了，看了很高興。我們還有一些照片。


他太太（Franca Rame）也在嗎？


也在。他太太還送給我好些錄影帶，十幾盤大盤的錄影帶。然後我拿著這些錄影帶就回到我們那個小旅館。前台的一個服務員，一個小姑娘，看到我拿的達里奧•福的錄影帶，就說：啊，達里奧•福厲害。我就告訴她：我剛見到他。小姑娘不相信，說：你？別逗了。我說真的。她就突然對我肅然起敬。


廖一梅老師曾經說過您是一個特別有力量的人。您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我還算是一個挺有力量的人。戲劇不像繪畫，不像寫詩。你必須要團結所有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你要用你的熱情和其他一切來影響你的合作夥伴，而導演是這個情境下的領頭羊。儘管導演有時候也不知道路往哪裏走，但是必須讓這種熱情作用到其他人。


您是國家實驗話劇院的導演，也有自己的「孟京輝戲劇工作室」。不是所有的導演和藝術家都有這樣的空間。新一代的導演要突圍，又沒有這樣的資源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問到點子上了。他們不能像我似的這麼走一遍，他們必須得比我還要狠。他要是跟我一模一樣的方式，那就來不及了，不是那個時代了。有些年輕的創作者說，那我現在做一些中庸的東西，引起別人的注意，然後我就能做我想做的東西了。找藉口！根本不可能。必須要更強烈，必須要更瘋狂，才能達到我的一半。因為我算是幸運的。我覺得年輕人必須要比咱們更狠。有時候我們會自我審查，我自己也會。其實沒必要。


很奇特的是您一九八九年要在煤堆上演《等待戈多》被禁，還貼出告示向「貝克特先生致歉」。一九九八年《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倒是可以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要聰明一點。舉個例子，一九九一年我們再演出《等待戈多》。我的一個大學同學贊助了我一百件T恤衫，我們就在一百件T恤衫上印上了貝克特的頭。他自己不是做藝術的，他看著中戲的學生，說：你們這些藝術家什麼懷才不遇啊，都是餓的。我覺得對。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還沒有夠，火候還不到。


您說過劇場和城市應該是呼應的關係。如果紐約有百老匯，那麼北京應該有什麼呢？


百老匯那麼多年來，有自己的歷史：它的商業、文化活動中心，曼哈頓的地理位置，它和整個美國和歐洲都是相關聯的。北京要是要發展自己的戲劇，我覺得首先應該是多元化的。這不是大話，北京應該容納不同的戲劇的出現。別大家一窩蜂地都搞商業戲劇，都搞獻禮戲劇，或者音樂劇，這不正常。每個人都得想好自己該幹什麼，再幹。我們能做的就是多探索和嘗試。


您這是第五次來美國，每次都看戲，這次連看了十場戲，有很多獨立製作的戲劇。有什麼觀感和評價？


美國的戲劇不管做得好或者不好，基本屈服於資本的運作。那麼一些年輕的、特別真誠的藝術家，想要擺脫的可能就是這種資本的無形的束縛，想要「獨立」。我觀感豐富，但是接觸面有限，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在什麼時候大面積地出現獨立的有創意的作品。在美國這麼生龍活虎的地方，可能會出現。七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那麼現在，這種生龍活虎的現象，是不是會在別的地方出現？


您覺得兩岸三地的合作前景怎麼樣？


前景好啊。我們其實很願意和表演工作坊、進念二十面體、屏風、劇場組合一起合作。大家要一起來建立一個氛圍，找到自己的戲劇空間。不一定有多大野心，不一定有多大理想，但是大家至少都有各自的山頭和勢力範圍。而在這個山頭和勢力範圍內，我們要把自己貢獻出去。這是一個最普通的、誠實的戲劇工作者應該做的。


您主張把這個世界上好的壞的全都引入中國戲劇，然後再來看能產生什麼樣的新戲劇。但是怎麼知道新的戲劇會變成什麼樣，會烹飪出什麼來。您能預見嗎？


「烹飪」這個詞用得好。有些東西會腐爛，腐爛以後可能會變得更加美味。但是新鮮的東西可能不一定好吃，你要烹飪它，對它進行分解。我不知道烹飪出來會是什麼。我覺得要看所有這些創作者的理想和眼光，及彼此的寬容度。要寬容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東西，允許誤讀。因為世界太大了，是無序的。


我有朋友買了三月份《琥珀》在國家大劇院的票，一張三樓的票都要四百塊人民幣（約五十八美元），真貴。


那就別去看了，就去別的地方看別的戲，國家大劇院的戲是給另外的觀眾看的，你沒有必要看我所有的戲，我有很多不同面的。而且你要知道，百分之八十的國家大劇院的觀眾都還不是我的觀眾。那沒有關係啊，我是給不同的人看的。不是你看得起和看不起的問題，是你看不看的問題。你趕緊看看《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吧，《兩隻狗》你看十遍都來得及啊。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沒關係。我們不要按常理出牌，我們要創立我們自己的東西。別人說你不能做商業，但是六十年代有藝術家變成大商人，比如Andy Warhol（安迪•沃霍），怎麼了不可以嗎？他也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潮流。這當然跟經濟潮流有關，跟美國的世界地位有關。但是現在中國也變了。我們能不能利用政治和資本啊？我們幹嘛老是按傳統出牌呢？


所以如果自己有資本的話，如零一年拍《像雞毛一樣飛》的時候，是不是也就不用跟投資人來回折騰，改來改去了？


對啊。所以，資本可別給我機會；給我機會，我利用死它。資本一旦給了我機會，我就會利用資本幹我藝術家要幹的瘋狂的事！■

阳明山上的学生需要解放

断网若干天。我还活着。
阳明山上的悲惨生活消解了台北市内一天半的美好。故宫，诚品和梁实秋的一天半，回头再说。
此刻，需要在山上觅食。同时，寻找杀死跳蚤的药水，我腿上有十数个即将溃烂的跳蚤包。
我终于认识了跳蚤了呢。真是虚长了这许多岁。。。
懒得再说这个学校的坏话。我真是觉得这里的孩子们需要解放。多么底自作多情且政治不正确。
算了，杀跳蚤去。